高一（4）班教室里的大字报

1、大字报的时代背景

      现在一提起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总给人以陈年糗事儿之感，甚至讳莫如深。今天就讲我们在遵义四中上高中一年级在教室里贴的大字报，那毕竟是我们亲历亲为的事情，是我们生命中的组成部分，可能会给你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那是1974年夏天的事情了，我们高一（4）班已经搬到了教学楼右侧前端楼梯三层左边那一间教室，右边那间则是我们初二（1）班时的教室，正下方则是史地组，就是历史地理教研室，我们也叫“死地主儿”，那个时候历史和地理这两门课确实已经十分式微了，我们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主要还是在高考补习的时候才填上空白的。

      大的背景是文革初年许多地方武斗和打砸抢及学校停课两年后的1969年“复课闹革命”以及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开展的涉及教育领域的整顿，同事批林批孔如火如荼，批判封建的师道尊严以及反潮流方兴未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哲学”的理念十分普及，从北京西单民主墙发起的大字报这种自上而下的宣传和发表意见的方式被普遍采纳，也毫无例外地波及贵州遵义这个西南一隅，而遵义四中又在这个城市属于领风气之先的初高中一贯制的著名校园，自然是星星之火熠熠生辉的了。

       与我们经常见到的火药味十足、高帽子乱戴大棍子乱打、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指责对方是反动路线和反革命团伙截然不同的是，我们高一（4）班在教室背后贴出的大字报，现在看来更像是学习方法和方案的争论，甚至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政论性声讨檄文，而是争论和批评，申辩和陈述，只不过使用了一些时代流行词语，表示我们并不落后于时代的召唤。

　　我们班上有同学72人，这在现在看来是很大的班级了，但在当时的遵义四中高中八个班乃至全校初高中各年级各班，都是如此，填满了那栋五十年代修起来的中西合璧的漂亮大楼。

　　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我们班的都是啄木鸟和金丝雀，叫声不同却异彩纷呈。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半大娃娃，在大是大非面前是有一条基本底线的，就是可以同堂争议，但不会同室操戈，这在其他很多地方是很难做到的，这也是对掌控全局的老师，和参与其中的同学的人品人格的考验。1973年发生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实验一小五年级的反潮流英雄黄帅事件，就是另一番情景，从我们得到的信息来看，起因都主要是由于班主任老师自身修养和处理学生的批评意见的方式失当引起的。

　　感谢我们班主任彭蕾那老师的情怀和同学们的理性睿智，跟现在的孩子们一样，在理想与现实、内心与社会以及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青春的悸动，总是要寄托于追星、电玩甚至极限运动抒发情怀一样，我们那时最高档的表现形式，可能就是写大字报了，而绝非人生攻击甚至武斗。我们师生一起，把批评和争议的势头掌控在文斗范围之内了的。现在再回头去看，仍然能够感觉到参与者的较高的自身修养。

2、争议主题和阵营

　　主题是从学校教育中怎样对待师生关系和知识技能学习展开的，批评方提出反对封建的“师道尊严”、“学而优则仕”，批判“五分加绵羊”，甚至指出“十分加绵羊”；反驳方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老师教书育人没有错。

　　批评方的领军人物是谢群弟，还有宋琪、刘杰、段黔华和左林等同学，笔名先是“猜是”，而后是“虎贲”。谢群弟情商和智商都很高，还团结其他一批同学；宋琪才华出众，我们称其为“宋诗人”，形象和口才俱佳；刘杰作文全班独占鳌头，至今都记得老师点评称赞的情形；段黔华风趣幽默，很有人情味；左林清纯阳光，也是我的好友。

　　反驳方的领军人物无疑就是我们的班长吴跃了，我方笔名是“犀利”。吴跃学习上乘，具有雄辩才能，据说后来给副省长当副秘书长时，有时还给领导布置工作，组织能力超强，曾在初中二年级组织全班几十人到乌江参观水电站，还住了一天，我还记得蔡建香怕天黑哭闹的情形；团支部书记吴安蓉，德智体文艺全面发展，曾被学校推荐赴北京参加全国团代会，后因故该会议取消，她便赴贵阳以在校生身份参加了全省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副班长侯兴灵，学霸，三好生奖状满天飞；包林也是学霸，各门功课都好；周毅长跑健将，经常为我们班拿全校运动会长跑冠军，当时听说他家每天早上给他吃一个鸡蛋，我们都半信半疑，那个时候鸡蛋是很高级的补品，生孩子才能天天吃；我就偏科英语一门，在全校教改师生同台讲课撸了一把。

　　作为过来人回头看，最值得一说的还是我们的班主任彭蕾娜老师和谢群弟同学，彭老师文革早期收到打击，其父长期看管在遵义磷肥厂，而该厂的领导就是谢群弟同学的父亲，这对师生要有多大的坚韧和责任以及个人修养和情智，才能使那年那月的那一场争议、批判和批驳表现为文明的认知之争。老师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凡是本班的同学，在批评和表扬上一视同仁，对有意见的同学绝不打击报复，谢群弟同学作为我们班的老大哥，对彭老师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这都是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学生看在眼里了的。在整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同学之间都自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熬夜翻阅毛主席著作，一两天不睡觉不在话下，书写代表我们幼稚却不无集体主义精神的大字报，可笑可忆。

3、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清华园工字坊附近的一个幽静的角落，有一方两三米高的石碑，由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文，它就是《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也就是为纪念新国学大师王国维而立的，大意是：先生在学术观点等方面并不是无懈可击，但是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彪炳千古。这是京城我常年带家人去的地方之一，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以一介书生支撑明末半壁河山而被离间凌迟的袁崇焕的墓园了，特别是农历新年去道这些地方，往往门可罗雀，倒是安得一番清净。

　　我们上高一的1974年贴在教室里面的大字报，虽然内容都是当时时髦的批判“师道尊严”、“学而优则仕”，针对的都是“五分加绵羊”甚至向同学说的“十分加绵羊”，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只不过在认知方面存在一些分歧，争议都是在适度合理的范围之内。经过思想的碰撞，我们也从另外的视角审视我们自己的学习和思想。

       其实现在看来，我们这些娃娃真没有什么成熟深邃的思想，但却已经开始不迷信权威和老师，学习尝试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了，这也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我们适应形势所能够做得还不算坏得事情，也是我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关心国家大事的利他z情结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体现，而绝非借题发挥、自私自利。

4、教训和收获

　　学生就应专心读书，勤于修心，知行合一，心中有精神。

那一代旧文化的新知识分子：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外篇：黄帅的故事和《黄帅心语》

　　1973年，黄帅被说成全国青少年反潮流英雄。

　　黄帅出生于1960年，13岁就读于北京海淀区实验一小五年级时，老师让同学们写日记，要求真实可信。她对老师指责一个同学时出言不逊，就写上了要老师要耐心帮助有缺点的同学的意见。老师见到后十分不满，叫其他同学不要理睬她孤立她。学校也没有及时处理好此事，这种状态持续两个月。万般无赖黄帅写信求助《北京日报》，随即被宣传成反潮流英雄。粉碎“四人帮”后，对文革中历史问题的清算仍然是文革式的，黄帅及家人受到牵连。最后胡耀邦同志批示处理此事，1979年黄帅得以上大学，后在日本深造学习和生活十年，2017年病故。

　　2006年《黄帅心语》出版，她陈述了自己从怕见记者到达观从容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

　　如我前面图文讲过，从黄帅写日记和给《北京日报》写求助信的事情看，这个孩子是诚实稚气善良的，与当时的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她在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时点撞上了特别的人而被关注。她的运气太好了，一步登天，全国家喻户晓；她的运气太糟了，又从天上掉下来，仍在全国家喻户晓，而且还只是13到16岁的孩子，承担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黄帅心语》主要写了她在日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见闻，如日本人无微不至的礼节与精致，流露出她的悠悠中年和淡淡的诗意。如：在日本哭和笑也很讲究、令人困惑的礼仪、茶道精神的弥漫等等同文同种却云泥迥异的举手投足行止习俗。

清华园枫叶红了的时候

　　黄淮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符号，却都随她英年作别，在我们的心中画上了一个如忧似喜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