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的信

       1975年9月10号，收到二姐黄国英的一封信，我们可是天天见面的，那时我刚到革新茶场的第12天，是为了她一次给我送午饭还她饭票不收。信的内容是：

       更生同志：您好！

       今天说的话，等于零。

       如果您是怕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腐蚀您的话，那就在今后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向二姐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开展批评吧！我很欢迎。正需要同志们帮助我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争取能做一个继续革命的战士。

       不管您用哪种方法，我是不能收的。您自觉执行”三大纪律“是值得我学习的。可革命同志之间正常的生活小节，是革命大家庭的正常生活情况。您若认为是革命同志，就请您放起它；若认为是资产风在腐蚀您，就随您吧。

       您若有什么建议、意见请谈吧，我欢迎您的帮助。此致。

       敬礼

                                         黄国英

                                         1975.9.10.夜2点钟

黄国英二姐1975年9月10日给我的信

       这件事情，还是发生在1975年9月5日的事。那天我看守庄稼耽误吃午饭，二姐就给我送饭到茶山上来。为此，我将饭票还给了她，她坚决不收，就写了这样的一封信，将饭票装入信内。 从饭票面额看，那个时候我一顿要吃一斤。当然，那个时候都很少有菜吃，一般就是舀一勺自制的辣椒酱，正值干重体力活的季节，又处在长身体的年龄，还有一个半月，我就满17岁了。那天的日记是：

       心源在沉静的深夜沸腾。

       《共产党宣言》丛读后，心情激荡：“共产党人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将整个世界的一切----被压迫人民，民族，等作为自己首要解决的具有伟大历史命运的重任挑在自己肩上，这一切怎能是我的心平静下来？

       我们来到农村，建设农村等，一句话都是为着革命，为着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改变三大差别。

       午饭时，因在山上看守庄稼而没有按时回来，二姐便抽出休息的一点时间把饭菜亲切地送到我的手里，当时我不好意思地接过饭菜，厚着脸皮吃起来，他在山上替我看守着庄稼，细仔地俯视着一片又一片的花生土，我便端起饭向她走去，她便向我讲起了茶场的情况，茶场确实是在暴风雨中诞生的，它巨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农村阶级斗争是非常的复杂的，我要向她学习斗争学习识别正确与错误的能力，做到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应尽的这个任务，用一切行动靠拢党组织。将自己磨练成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5/9

1975年9月5日我的日记

       现在看到我们青葱岁月的这些信和其中的那些事情，真的就有如看傻萌稚气的鸡汤小说，与小说不同的是，我们却是用心灵和生命去书写的，天真也好，青涩也好，幼稚也好，却都是真情实感。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英雄儿女》中的台词来说就是：阿芳，是真的。现在想起来蛮有意思的，这大概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青春无悔“吧，对我来说，这是确定无疑的，那是我们的时代，在其中我们善良热忱。

砍柴

       1975年10月5日的日记。

       我们砍柴要走十几里山路，那真的就是”两头黑“，就是天不亮出发，天黑了后才回来。要知道，十几里山路的路是什么样子的吗？首先是在原始森林里面，其次是比现在楼梯要陡的多，相当于楼梯加云梯除二吧，就是肩扛着柴马，一只手扶着柴马，另一只手撑着路，就是那种乱石中被人稍微整理和行走的野路。那个时候，从来就没有想到会摔死，即使死了，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死的其所的。

我们那时砍柴用的柴马

      有一次砍柴，真正品尝到了饥饿的夺命味道了，就是见到能吃的，不管生的熟的，鲜的臭的，第一反应就是咽下去！那一次是：从原始森林出来，终于见到人家户了，那是生命的气息和希望，飞快从农家自留地里拔出半大萝卜，连头到叶，伴着泥土呑了，那种满足与兴奋，就是生命的快乐！

       今天砍材（坎柴），是我三次砍材（坎柴）中最累的一次，但是这又是我的心情最舒畅而最磨练意志的一次。我深有体会地感到：劳动确实辛苦，但它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其他什么，而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汗水由头流到脚滴在地里，将我们身上资产阶级的肮脏东西洗涤而尽。木材（柴）沉重地压着我们的肩头，哪怕是压起血丝、肿大，但它给我们带来了为党和人民挑更多更重的弹（担）子的力量和毅（毅字不会写）力，我们今后应该为得到这些东西而更加努力。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

1975年10月5日的日记

”三哥“卢建开的回忆

       那时候的活还是很累的，记得当时我们种庄稼所需要的肥料，要从乐俭学校用粪桶往茶山上挑。我们知青每人都有一挑粪桶，我担的那挑最重，足足有100斤，来回几趟以后，双肩是又红又痛，磨破了皮。知青生活挺苦的，也很磨炼人的意志。所以当我唱那天李静唱的那首歌时，也挺入情的，唱着唱着，知青生活的片断就会一幕幕呈现……

乐俭人：”三娘“   

       ”三娘“是我们革新茶场赵世宣队长的老伴儿，因为队长在家里排行老三，我们叫他“三爷”，他的老伴儿就自然叫“三娘”了。听人说过，队长早年是“三娘”家的长工，那时候队长是一表人才，干活机灵才被小姐看上了的。“三娘”在家里有绝对权威，经常骂队长“你个遭刀砍脑壳的”，不知是恨还是爱。

       我讲过，队长还是我们的性启蒙者，把这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一段时间经常给我们讲，他又把“三娘”办了，没过多久，老二赵晓政出生；二是几乎我们每次到很远的地方砍柴的时候，我们的体力都会受到极限挑战，就像上面说的，又累又饿，有时候真就不想动了。那个时候队长就会说些黄色笑话，那些生动活泼的民间文化，对于我们战胜重重困难起到了不可抹灭的作用。

”三娘“和长孙赵亚林，亚林有个非常乖的女儿，他有意想让闺女得到良好的教育，父女情深

       ”三娘“命途多舛，队长五六年前八十多岁走后，大儿子腿部残疾，小儿子今年初病故，白发人送黑发人。还好，有个很能干的长孙，前些年外出打工，见了些世面，现回乐俭谋生，有很多有见地的想法。

        话说回来，现在我们这位”三娘“已经85岁高龄了，生活完全自理，不愿意跟孩子们同住，自己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守在她家猪圈旁边。她长孙现在饲养了许多猪，有好几头四五百斤的洋种母猪，一有什么动静，”三娘“就会立刻出来，不论白天黑夜。

       我们的”三娘“娘家看来并不是很大的地主，解放后没有被镇压，否则公社就不会选择”三爷“来做我们的队长了，那个时候是很讲政治和历史成份的。

       我的一个老同事老大哥的爷爷就是解放那会儿在山西老家被村里人打死的，同事的父亲一直是革命队伍的人，听同事讲，其父日子好了以后也没少帮助家乡建设，每次回到村子里从来不提老人那事儿，我还看过同事父亲的回忆录，对此也只字未提，因为那是刚夺取政权的革命党的政策。我想，这就是格局，同事及其父亲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我对同事父亲回忆录中有句话牢记不忘，就是回忆他当了几十年的干部，”总是高高在上，不接触实际，常常瞎指挥“。这样的认知总是值得点赞的。这样的事例，我在2015年到四川遂宁出差参观胡耀邦治川的展览时，就见到过胡耀邦当时的批示：“对城市工商业者，不能像对待地主那样”，要积极争取和团结。在胡治下的川东，经济发展很好，社会安宁。

       愿我们的”三娘“身体健康，老人病痛少一点，烦心事少一点。

《我们是革命的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