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当海军

       按现在的说法，我小时候是一个妥妥的追星族了。追的美女是《枯木逢春》里面的苦妹子和朝鲜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里面的姜莲玉，还有样板戏中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中的那些美女，特别是芭蕾舞里，长长的腿腿，时不时抬得高高的，按现在的舞蹈艺术审美来说，就是身段儿和形体美以及性感，那个时候只知道好看、舒服，有时候还想入非非。追男的真就不多，好像就一个《海鹰》里王心刚饰演的张敏，英俊潇洒，牺牲了都面带微笑，特别是那一身海军装、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钢盔、威风凛凛的冲锋钱、海红衫和海风中的飘带，总是令我魂牵梦绕，以至于立志要当海军。其实追男星跟女星不一样，我们只是想在他们身上寄托些梦想，想取而代之。

电影《海鹰》剧照

电影《海鹰》片段，这就是为迎接国庆10周年于1959年拍摄的反映1958年共军与国军824海战，其中米国人说的这不承认那不承认，是不是很耳熟

       作为老一代追星族，追的除了性别都差不多外，其他东西与现在的娃娃们可能云泥之别了。但是我们一旦中毒，毒瘾就会穿越时空，从西南一隅的贵州遵义到高大上的北京，50年不太变化。下图就是罪证：

图中白色西德产蔡司（Zeiss）8mm无声电影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电影机

       自从把《海鹰》看到眼里去就拔不出来了，进而想当海军，以至于凡是与海有关的歌曲都十分喜爱，如《军港之夜》、《大海呀我的故乡》等等。

*                                         *

乐俭知青日记18：1976年1月7日

       现在很难再去想象了，那个时候，即使是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我们也是挥汗如雨的，很像小说。阿芳，这是真的。

       七八颗汗珠摇头一起都“滴滴嗒嗒”地掉在地上，抬头一网还有多长路呢？但我始终充满信心。现在，我每多跨一步对我来讲，在我的拌（办，就是把木材从山底下往上扛）柴史上又是一个新的记录。虽天寒冷，但这时，我的周身总像泡在油锅里似的，汗水这不是夸张，的确是真正的七八颗七八颗像夏雨般地往下掉，甚至连眼睛都被头盖上流下的热汗蒙住视线（走）不稳，因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虽相隔时间很短，但应该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精，办什么事就得一天比一天快嘛。

       一肩就从黑头坪（核桃坪）下面的小河沟运到茶山，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个记录。记得在才来茶山的时候，看见这些悬峭头的小山石，就想马上就要垮下来一样，胆战心惊的。第一次下黑头坪沟沟还淌了一身冷汗。现在不但能走，而且还可以在还要陡点的路上云一回材了。但是，这要和同志们比起来那就还差一些，累不久，只能是一股猛劲，还绵不得。这还需要多长时间的锻炼 ，还需要多少次比今天扛得更多的材走更远的路，攀登更高的高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流更多的汗水，将我身上的更多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荡涤冲走，只有这样我才能磨练出一个社会主义新式农民的铁肩膀，为社会主义建设高楼，担更多的砖，挑更多的瓦，才能做我们所想望的真正的社会猪一新农民。

       在我扛着材爬最后一段坡路之刻，力气实再（在）没有多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隐隐传来长征组歌《万水千山》的雄伟壮丽的旋律，这哥（歌）声，直接震撼着我的脑海，使我浑身充满了力量。看吧！胜利的确不远了，加一把劲！再加一把！再……材（才）到茶山，又想到战友们还没有来，这时，我身上有使不完得劲。脱下汗水淋淋的衬衣，换上另一件，马上又往黑头坪的路上走去……

       在农村只有汗水，才能冲掉我们头脑里的污垢，要实现我们的理想，和对自己的相望，不流大汗那还谈什么？

                                                                         一月七日

1976年1月7日日记

*                                *

我想参军

       后来听当兵的战友们说参军十分艰苦和危险，在此之前，一听说招兵就跃跃欲试，心跳加速。一方面是崇拜解放军保家卫国真威武，另一方面就是念念不忘《海鹰》了，当不了海军，陆军也行，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既光荣有精神。

       1977年那次征兵，我去体检了，最后说我眼睛有点近视落榜了。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只有一点点近视，好像100多度，听说是假性近视，但征兵体检时居然就成了真性近视了，太纠结了。那一次我们茶场王福二（王文福）就去了嘉峪关，好像是防化兵。走之前还对一个战友恋恋不忘，也许，那只是一个美丽的想法罢了。

       那一次在公社武装部还有有趣一幕：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也被刷下来了，他就去跟娄部长理论，完全是在背诵鲁迅《自嘲》的话语：

       我们当时十分震惊，感觉到这个农村娃儿不简单，当兵愿望十分执着。但是表达的方式不论是娄部长还是招兵的解放军，可能都是不能够理解的。我只看到娄部长带着讽刺和讥笑的口吻问他：鲁迅还叹（说）啷个没得嘛？

说说知青大哥张羽鸿

       张羽鸿大哥是1952年生人，1968年上山下乡到正安县中观公社当知青，属于老三届之列，1977年转到了我们乐俭公社革新茶场。

       大哥就是大哥，经历了近十年的蹉跎岁月，已经是非常沉稳的人了。

       最深的印象就是在他的嘴里，已经听不到我们那时候常用的两报一刊和革命电影里面的话语表达方式了。而且说话心直口快，待人平实，更善解人意。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有些不太适应的，从他的话语中总是感觉不到崇高理想，缺乏革命激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感觉到此兄比较实在，对于干农活和农村的情况都有丰富的经验。我们说话太虚妄的时候，他总是不太耐烦，不与我们多说。但是谈到一些现实中的问题，以及年轻人关心的趣事，他往往就会滔滔不绝，喜形于色。所以感觉到和他在一起十分愉快。

       特别是我们茶场缺粮的时候，他带着我们到去讨粮，挨了一大耳光之后，我就觉得他够哥们，心里面与他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

       虽然与张羽鸿大哥相处的时间并不很长，还没有一年我就到土坪中学去代课了，但是一想起这位老兄，就觉得实在，这个印像至今依然。

       1977年张羽鸿和唐小会到我们革新茶场，也是我们这里最后一批知青下乡的时间，有的地方早一点停止下乡，有的地方直到1978年还有到农村的，主体是1977年是最后一批，大家已经把参加高考作为一种新的出路，上大学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

       1977年我是在正安县参加高考的，那个时候对于高考感觉神乎其神。

       记得还在上遵义四中的时候，就听一个学长吹过，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高考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还说高考考场外面还会架机枪。这就使我们难以想象真正高考来临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阶级敌人搞破坏。

       1977年10月底，我和冯小其吃完晚饭后说走就走，居然夜里就走回正安去了。那可是车行30多公里的路程，即使走山路，也不会少于25公里。那一晚上，也走了五六个小时，都是摸黑走夜路翻山越岭，快到正安县城的时候，穿过一段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间公路，小其告诉我这里以前是枪毙人的地方。顿时毛骨悚然，几乎是小跑到了县城的。幸好小其是属于那种从来不搞恶作剧的，否则我就可能断气儿了。我这个人怕黑，走夜路本来就疑神疑鬼，神经已经是绷得紧紧的，心脏的负荷已经饱和了，要是再受惊吓，心动脉可能就玩完了。到了正安后，就觉得比在茶场干猛活儿还要累。

       1977年底的那次高考，就相当于到正安县城耍了近一个月，对高考考什么一片空白，只当来熟悉一下考场，来年再来，印象最深的是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乐俭一名农村考生更有意思，他说来参加高考是为了好找媳妇。他说考是考不上的，但是人家听说他考过大学，找媳妇就会容易一些。看来他比我们去耍一趟还要奇葩，那个时候的生活也不是全然无趣的。

       张羽鸿大哥可能不会考虑参加高考，那个时候他已经年龄偏大了。在我1978年初去土坪后，茶场的战友们也陆陆续续开始复习准备高考，有的回家复习，有的还回到茶场来复习。看来那个时候公社对知青的管理是比较灵活人性化的，对于知青的职守没有做硬性规定。那个时候开始，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式微了。

       张羽鸿大哥在1979年应征入伍，我们茶场同时入伍的还有魏永红、张长福、周成文。那个时候中越边境吃紧，招收兵源的控制比较宽泛，目的明确，就是做为战时兵员补充的。仅正安县就招兵350人，其中有50人为重返部队的的老兵。那些战士，没有豪言壮语和大道理，只有身体力行和朴素的思想：于公是听从国家的召唤，誓死保卫祖国边疆；于私，如果能够活着归来，自己还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上了战场决不当逃兵和叛徒。

       要是我没有去土坪中学，很有可能就会与他们为伍，实现当解放军的梦想。

       听张羽鸿大哥讲，他们到了中越边境后，作为警备部队，只是在边境上活动，没有深入越南境内。但即使如此，也有伤亡。他们班的副班长就踩上地雷致残了的。那个时候通常有人踩到塑料雷，只炸伤不炸死，目的就是造成大量减员，一个伤病要两个人抬。和平多好，和平的国际环境来之不易。

       望着这枚纪念章和“退伍军人证明书”，对于羽鸿大哥充满着敬意。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对曾经有过军旅生涯的人们的价值推崇。

       1985年，我回过一次正安。乐俭街上还是那条街，杠上依然如故，只是革新茶场的二层木屋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地基和一些似乎曾经有人生活过的痕迹。那是我们的青春的芳华绽放的地方。

       到正安后，杨书记已经是正安县风仪区的书记了，他召集了知青战友一聚，我看大家都还好，十分惬意，还同张长福战友去了一趟四川南川。当时我记得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好像县政协也来了几个老同志，私下议论说：这个人这么年轻就在中央财政部去了。有人补充说：年纪不大辈分大哟。

       正是在那一段时间，张羽鸿大哥已经有一个儿子了。但是不幸的是生下来残疾，双足马蹄形内翻，还托我回北京问问大夫怎么治疗。我打听到说小孩要大一点再做手术。

       张羽鸿大哥下了十几年的乡，当兵上过前线，艰苦磨砺命运多舛。成家立业有了后代以后，感觉到什么都要靠自己去一点一点地打拼，不但自己和夫人要靠他这根顶梁柱，小孩子的未来也是个未知数。所以他见啥学啥，戮力钻研，除了考大学失去了最佳机遇，其他东西，对于只有文革前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结构，他该拿的职业技术证书都拿到了。看来，我的这位知青战友、大哥，不论是当知青、当战士和当工人和技术员，都是很拼的。除了拼命，没有别的机会。所以，大哥退休以后享受到了通常是大专大学生才有的中级职称待遇。

该拿的技术职业证书都拿到了

       即使是当渔业技术员和驾船职业工作的时候，还是那双老式军鞋好使，一半是低贱皮实，另一半应该就是情感。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见到的解放军多是穿的这种软底胶鞋。据说，除了在烈日下高温的地方容易烫化的毛病外，其他相当好使。

       前一段时间，与张羽鸿大哥聊起在乐俭的事情，有两件事使我十分感动：

       一是队长抽到我们革新茶场来带队一后，他在家里就没有壮劳力了，他吃住都在茶场，公分不会折算到家里去，所以三娘总是抱怨日子难过。那个时候，难怪我们几乎每次和队长去他家，三娘都会骂他“遭刀砍脑壳的”，看来不仅仅是娇嗔爱意，真有说不出来的苦衷。还是我们这个羽鸿大哥，把茶场的稻谷担了一两百斤送到三娘那里。就这一点事情，三娘和队长总感恩不尽。那个时候，公社的领导有许多大的事情要做，细节方面的东西，还得真开大家来充实。

       二是上海知青黄越海，一看就是个老实人，他是在八零年左右才回上海的。羽鸿大哥当时感觉自己的境况比黄越海好一点，还送了一件涤卡衣服和其他东西。对于远离上海的黄越海的父母，如果知道在边远的贵州还有人对宝贝儿子伸出援手，也一定会心存感激和慰籍的。

       今天之所以想到要说说张羽鸿大哥，一方面是他命运坎坷坚韧不拔，另一方面就是，除了在公社为我们挨了一耳光之外，还因为他在私底下对队长和上海知青黄越海的雪中送炭，君子之为。

       如今的张羽鸿大哥，生活惬意，两个儿子四个孙子。

       我们革新茶场、联山茶场的这些兵哥哥们，不论是阴阳两隔，还是儿孙绕膝，都请受小弟一拜！

       国家现在逐步走向了现代治国理政的道路，选拔人才也逐步走上正轨，好像也沿用了一些举世闻名的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这一文官选拔的要素。我总有一种感觉，曾经有过的那种写一篇作文就可以当上什么长的，结果差强人意。如果与我们那些坚韧不拔浴血沙场和大国工匠的人一比，我感觉：什么也不是。

《咱当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