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欣交集

       回顾知青往事，悲欣交集。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我们的青春之歌嘹亮，却牢牢地笼罩在文革浩劫之中，其情也真，其声也哀。总体来说，我们“小三届”和“老三届”类似，知青岁月是情真意切却不堪回首的人生境遇。

        尽管如此，那一首歌，我还是常常吟唱，那是我们绽放的芳华。那山那水和那些人，永驻我心。

       现在，我为我们乐俭公社的知识青年点个名，那些远行了的，后面那位帮助他们举一下手就行了：

       上海知青（36人）：

包文国、包智敏、曹长海、陈秀娣、陈玉英、

崔建平、顾正远、黄佳洪、黄文海、黄耀海、

刘春玲、刘汉明、刘金宝、陆金凤、陆美琴、

陆在威、潘定凤、潘定富、钱立茂、秦汉杰、

唐雅琴、万   里、王宝发、王宝妹、王忠英、

闻亚明、吴伯康、徐若波、徐岩波、徐玉兰、

许翠凤、姚林发、郑洪初、张银娣、周伟康、

朱伟原

2019年上海知青下乡50周年聚会及又回到乐俭

       联山茶场（14人）：

丁怀芬、何万钧、李金成、刘建摸、卢小红、

潘定凤、王尚明、余世禄、余文强、湛润碧、

郑维朋、郑小丽、周伟康、朱伟原

       革新茶场（17人）：

曹建琴、冯小其、黄国英、胡永建、李   静、

刘碧仙、卢建开、唐小会、王更生、王文福、

魏永红、杨贵全、张长福、张国民、张羽鸿、

郑   明、周成文

       还有就是，向10名参过军的致敬，他们是：

何万钧、胡永建、李金成、王文福、魏永红、

余世禄、张长福、张羽鸿、郑维朋、周成文

1975年乐俭公社革新茶场正安知青

1985年王更生回正安

我看知青

       知青大数2000万人，分文革前和文革中两大部分：始于1955年至文革前约400万人，以邢燕子为楷模主动放弃优渥的城市生活到艰苦农村改天换地践行理想信念的有志青年，青春靓丽光彩，得到毛主席5次接见1次共餐，当时是莫大荣誉；分别始于1968年的“老三届”和1974年的小三届“约1600万人，其中主动上山下乡的思想与邢燕子同，但绝大多数是文革中通过组织和动员上山下乡的，尤以那些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的生存落差极大，他们当中那些所谓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孩子，往往在后来的推荐上大学、招兵、招工和回城时，机会更少，在农村滞留的时间更长。到我们乐俭来的上海知青名单看，有的可能还是姐弟或者兄弟俩同时来到，可能是家里考虑到相互照应。

邢燕子，我们小学语文课本就有一篇课文，大概叫《农村十年志不减……》，查不到了

       文革前从1955年到1967年的12年间到农村去的约400万人，年均下乡33万人，看来这是那个年代去农村种地和开荒所能容纳得较为合理的人数。这个数字应该是不包括新疆建设兵团56万人的，因为解放初期的1950年左右他们就入驻新疆了，而且多为军人。邢燕子他们，为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和缩小”三大差别“（脑体、城乡、工农），作出的积极贡献是新中国建设史中光辉的典范。他们的实践，可比拟3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他们那一批身体力行到农村去开展”新村运动“的海龟知识分子。

       文革期间从1968年到1977年的10年间下乡的约1600万人，年均下乡160万人，特别是1968年和1974年两次下乡高峰的人数远远超过160万人这个年均数。除了1968年建立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1970年建立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等是有计划开展的以外，其他地方，可能都免不了忙乱而为，亦即在生产资料和资金配套还极不完备的情况下，匆忙下放城市青年，以缓解因经济萎缩工厂人员饱和而过剩的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以免造成大量城市游民，更是杜绝他们成为城市盲流人口，这向来是中国社会不稳定和天下大乱的重要因素。具体到我们乐俭公社来说，即使是前后容纳67名下乡知青，可耕面积也没有余量，结果是与贫下中农争夺本已捉襟见肘的口粮，为此还发生过冲突。据我们乐俭公社书记杨本刚回忆，他1970年在正安县土坪区土坪公社当领导的时候，因文革期间的派性渗入到知青当中，造成了知识青年伤亡的械斗。那个时候发生的肢体和口角冲突，多数原因都是因吃饭的问题而起。为此，我还目睹了知青大哥张羽鸿被扇耳光。

       就生活层级而言，以1977年恢复高考的数据来看，文革十年下乡的这约1600万人，其中1968年下乡的”老三届“，中小学阶段都是在文革前的正规教育，但10年光阴几乎白白在农村劳作中度过，恢复高考时他们已经年纪30左右，大都成家拖儿带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人凤毛麟角。就拿下乡到我们乐俭公社来的36名上海知青来说，出生年份在1947年至1952年间，就属于这种情况。我1980年进湖北财经学院的时候，就见到77级学长班上入学时最小的16岁，最大的32岁；与我一同参加高考的一个朋友，分数本来可以上本科，就是因为25岁了只能上大专。那么我们”小三届“呢？那就更加尴尬了，从进小学到高中毕业都处于文革期间，可想数理化文史哲基础之糟糕，好几次高考都只是去熟悉考场而已。我们乐俭公社的”小三届“知青31人当中，只有2人考上大学，录取率6%，基本上反映那时社会考生的高考入学率。我是考了四次，受尽歧视，差点从敞开式茅厕”坠儿卒“才上了大学的。那些没有上大学的，生活境况几乎没有改变原有的轨迹，许多战友生活偏差。拿2019年高考本科录取率来算，该年参加高考1031万人，本科率取431.29万人，录取率41.83%，即使是把没有上高中而就读中专和职业技校的人约1000万人加进来，2019年的本科录取率也在21%左右，相当于我们当年录取率6%的3.5倍，这就意味着，我们乐俭考生相当于7名进入大学本科，而不是2名。

       但是，不管怎样分析，这2000万人的青春芳华，都在皇天后土中度过了。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共同构成中外历史上如此规模和时长的绝无仅有人口向下层反向迁徙，历史性标志和启示都将意义深远。作为其中一员，见惯了一些专家学者们十分武断地各执一端，要么说”将罪恶变成伟业“，要么片面强调”青春无悔“，更多的是”伤痕文学“伤痕累累。站在客观中立的视角来看，这些都是失智和无情的，对后来的历史缺乏借鉴和反思价值。

       就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邓小平说得比较符合实事求是：“国家花了300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识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当时的300亿是个什么概念？粗暴地算一下吧，以现在工人入职从低按2000元一个月的工资，当时不到20元，不剔除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因素，现在相当于当时100倍，当时的300亿就是现在的30000亿了，换算成1亿元1150公斤重量，那是很沉很重的。

中国历史上的屯垦军屯

       屯垦军屯都是发端于西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地点是甘肃河西走廊和西域新疆，为后代历朝效法。

       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无不受到启发，于解放初建立了一护国保疆为目的的军屯性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2个兵团的结构和布局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军事意图；黑龙剑和云南等地建立的以开发生产为核心的生产建设兵团，则主要是屯垦或屯田，由于它们建立于文革期间，所以还具备缓解因工业萎缩儿造成的城市就业人口过剩的压力的功能，安置了大量的城市青年。

       屯垦和军屯是世界各国兴旺发展时期的伟大创举，参与其中的仁人志士们，在偏荒之境奉献了青春，进而奉献终身，更进而奉献子孙，他们是泱泱伟业的缔造者。

知青博物馆

       现在全国瞬时开办了进80个知青博物馆。

       都数字化生存了，遍地开花搞博物馆似有追风和铺张浪费之虞，不知道能持否。樊建川等人在西昌建了一座较大的知青博物馆，进去后十分震撼和亲切。

       知青博物馆也是传授知识和启发思想的场所，相当于为人之师传道授业。展示史实物品材料是手段，目的还是激励后人，还有前车可鉴。

       乐俭知青日记就暂时告一段落，以后还会补充完善。

       我们的历史我们自己写，不管水平高下，总觉得心安理的。

       谨此，向乐俭的”老三届“上海知青、”小三届“遵义和正安知青，以及回乡知青黄国英二姐、横跨两届的老知青张羽鸿大哥，进而，向2000万到农村的人们，表示敬意。

       还要向一直以来关爱我们的乐俭公社书记杨本刚、副书记兼妇联主任和分管我们的陈世珍，表示敬意。

杨本刚

陈世珍

黄国英

张羽鸿

乐俭知青日记20：1976年5月3日

       挑水也是对人的磨炼（练）。天气不好，或雨或晴，或雾或朗，山区的黄泥小道真是够难走的，一不慎就有摔倒的可能。担一挑水更是够呛。其实，把它作为锻炼的项目来看也并算不了什么。

       近来的生活我现在才知道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也把我变得很乐观的。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说话慎重。

                                                                    五月三日

1976年5月3日农村最后一篇日记

关牧村《青春的岁月像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