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君

       屈原《九歌-云中君》中巫女沐浴更衣恭候云中君盼不来的忧心忡忡，借寓思明君之不来。

览冀洲兮有余，

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君兮太息，

极劳心兮忡忡。

                                  ——屈原《九歌-云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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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乐俭看风景

       我虽然上山下乡三年半，但是在乐俭只干了两年半，有一年是在土坪中学代课去了。

       即使在这两年半的900多天的时间里，十个春夏秋冬风光雨雪中的乐俭台，其景其色令人陶醉。因为我在革新茶场的二层木楼里住过的三个房间都是面朝公路前空旷的远山，所以就会常常出现这样一个场景：窗口坐着一个萌萌哒傻傻的大男孩儿呆呆的看着风景，春花夏蝉秋叶冬雪朝晖夕阴成了我的菜，特别是左下方的巍峨的白岩和正前方的悠悠山间深谷。

从乐俭马坟岭俯瞰乐俭台杠上

这两张图片是当年在革新茶场二层木楼的楼上房间从窗户俯瞰到的景观的视角

1976年乐俭前景

革新茶场背山核桃坪俯瞰两个方向

乐俭镇林溪村苗族聚居区景观

乐见其他景观

乐俭镇辽远村康熙年间建成的的龙塘寺

       当然，乐俭的风景不仅仅就是坐井观天能够全览的，出了木楼登上后山，乐俭台上的马坟岭、台下二道河，以及砍柴去到的原始森林的嶙峋山岩深涧，陶冶了人的原生态审美视觉。

知青生活对我的影响

       我在乐俭是快乐的，在那里的生存氛围好：上面有杨书记和陈主任，没饭吃可以找他们，他们都会管；四周有战友们一起干活儿，还有队长和二姐三哥羽鸿哥领着，大家平等互爱，共度苦乐年华；下面还有贫下中农，他们是高看我们的，知道我们是城里人，比他们金贵，曾经还有人问我们愿不愿意在农村找媳妇，如果我们真的相中了他们的小芳，他们会很乐意的。

       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使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命比农民好。八十年代初的那些伤痕文学所描绘的那种艰辛和苦难，在我们都是有个尽头的，而对于农民来说就是生活的常态，祖祖辈辈都是如此。想到这些，我们还是庆幸爹妈都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干部，以至于结婚后的岳父岳母的老年跟我的父母一样，都有足够的养老金。而像我们在乐俭时革新茶场队长的老伴“三娘”和当工程兵修湘黔铁路出了名能干的“小老虎”的晚年，虽然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标准还是很低的，“三娘”80多岁了还在干活儿，“小老虎”七十岁入敬老院了，也闲不下来，而城市里面的人，却在跳广场舞，有的还有诗和远方。

       虽然我国早在2015年就进入工业化国家之列，但是，以往所说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三大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增无减。就拿正安的县域经济来讲，以安场“中国第一，世界知名”的吉他乐器城来看，产品已经销到全世界去了，但是经济业态的带动效应和辐射带远未延伸到像乐俭镇这样的乡下，乐俭现在已经是绿水青山了，尚需打造成金山银山。

       在乐俭生活的苦闷来自于乐俭之外，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正安县城和遵义市的遭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农村劳作了两年多了，可能在我们身上真还存在与城里人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人傻、钱少、土气等等。1977年底到正安县城的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身后的几个与我们年龄相当的女孩子，可能是干部子女，边嗑瓜子边往我头上和脖子里吐瓜子壳，我还记得我的愠怒和她们看我的蔑视眼神；回遵义后一些熟人和亲戚还嘲笑我们土气，还要靠父母养活，那个时候每年在农村拼命干也入不敷出，我曾讲过，1976年我全年275个满工分劳动日，扣除在茶场吃饭等，就挣了2.5元。所以，那几年只有回到乐俭和土坪才感觉到自在。这种感觉，可能上海知青比我们还要敏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来到贵州本来就存在巨大的生活落差，另一方面，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都太长了，我们的遭遇他们都有，我们没有遭遇到的，他们也会有。所以，铸就了他们人生悲剧的地方，那里的山、那里的水和那里的人，也成了他们芳华绽放和情之所系的地方，知道2019年3月23日，他们还要聚会纪念到贵州上山下乡50周年，有的还来到了曾经留下青春梦想的地方。

1978年土坪中学代课时的照片

       知青生活，特别是在乐俭两年半的生活，艰苦而不艰辛，疲惫而不累心，使得在往后的生活中身体力行事情都不在话下。比如说，在北京工作后，从沙窝骑车二十公里到小西天看“北京电影周”；从人民大学到五四大街骑车两个小时给怀孕的同事方凡送几箱分的水果等等，都觉得不是事儿；还有就是，可能是经历了雷雨中爬树吃枇杷的经历，那些年，往往会在北京下大雨的时候骑车逛大街。

        知青时乐观和吃苦耐劳的生活对我的影响，也直接传递给儿子：一是有一次他带我到三里屯，他在那里干过所以门儿熟，给我讲，那几年见到店铺的老板常常更换，说他不想过那些老板那样的生活，开始思考人生，当时我十分惬意；二是曾经大冬天在木樨地过街天桥下住了两周，那是他生存的最低点，以后都会比这好；三是与外地七八个农村孩子曾挤在六里桥城乡交界处地下室，月租金几十块钱，说与长安街仅仅两三公里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人间感悟使我高兴；四是曾经到首汽催款，上下班都跟着首汽财务处长，也不干扰其工作生活，保持一定距离，人家上班他蹲办公室外，人家下班他蹲家外，连续三四天感动了人家，打了多年的滞留款；现在回国出差每天工作包含了中国和瑞典时差15个小时，也可以应付。这几件事情我感觉到儿子比老子强了。在这里也算是夸了下儿子，为他的艰难的经历和对人性善恶和社会冷暖的见识和视野。记得我到北京工作后这几十年老爷子就没怎么夸过我，最肯定的语气是“行，”会紧接着说“你跟老子不要贪无哟，不要搞女人哟。”就在今年去世前不久，还在提醒我不要贪污。在他看来做了官很多人会搞女人，贪污受贿。今年十月回遵义老家，听一个他的同事，原遵义卷烟厂副厂长唐家珍阿姨说，1979年是她受我父亲之托到正安办我到贵州塑料厂招工手续的，因为那时我们家经济困难，父亲正安老朋友多，开销太大受不了。我父亲是1977年任遵义卷烟厂厂长的，厂里决定厂级干部不拿奖金，只有一线的工人拿，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月薪比普通工人要低很多，但威望很高，靠着这一份表率和戮力拼搏，硬是把已经快垮掉的遵义卷烟厂盘活了。我听他说过，当年严重亏损的垮杆企业，他一去两年后，这个一两百人的小企业，就给遵义市上缴利润350万元，粗暴算一下，相当于现在3.5亿元。现在看来，那是一种源自于五十年代被解放的穷人对共产党的感恩，是一种精神。

儿子微信封面

我的父亲母亲都生于1932年，这是年龄总和100岁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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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父亲母亲，我们都是时代的产儿，他以黄荆棍棍致爱，我可能好一点，儿子对下一代会比我更好。

《父亲母亲》

     乐俭台的风景壮观美丽，她磨练了我，也使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