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坪街上那些人2

       今天这篇图文，主要谈谈土坪公社知青巴俊峰和我父亲的至交杜元清叔叔。

巴俊峰

       我与巴俊峰没有交往过，只是同为土坪区知识青年之缘吧，所以我认识他，他不一定认识我。但是他在我们知青生活的回忆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就是因为1976年夏秋之际的那次全区知青大会。

       那次大会领导讲话和传达的什么事项已经忘了，但是着实吃了香的肉嘎嘎，心情舒畅。每到饭点，总能闻到肉味，生津活血。那个时候的肉味，按现在的大鱼大肉的标准，可能就只能算肉心子气味了，但是我们就是欣喜若狂。

       由于人太多了，与巴俊峰蒙面是在文艺晚会上。那天晚上，他在台上，我们在台下，听他唱歌。他出场舞台感爆棚，180以上的个子，中国古人式的纵目大眼睛，唱起歌来声如洪钟。那晚他唱了《北京颂歌》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至今绕梁。瞧人家什么人生的，又是怎么长的，可能因为不了解底细吧，在我们看来，他就是我们土坪知情中找不出缺点的完美的人。看来，我可能除了英语和吃苦耐劳可以与他比试一番，其他方面就只有完败了的。

李双江演唱《北京颂歌》，70多岁的人还能唱得中规中矩气宇轩昂，人家是20多岁开始唱这首歌的。要是不被他那个小老婆和儿子联手坑爹，老爷子晚景怡然。

青春版《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还有些变奏演唱，悦目即可

       1976年那次土坪区全体知青大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快乐。我们来是从乐俭公社革新大队革新茶场的杠上半山腰公路旁的122公里桩（我们叫“122沟沟”，上面是“123弯弯”，知青点的二层木楼就在其间）边走边数，数到90公里桩，就是土坪区街上了。这段路程中，从我们乐俭公社另一个知青点联山茶场的高山公路制高点，一直下到林溪公社最低点的小河石桥，就有12.5公里，接着又是上坡，再下坡就是土坪街上了。那个时候只顾高兴了，不累。去程在林溪的半坡还有一个老农，应该属于尚未灭绝的乡间秀才一类的人，给我们出了一个对子（对联），上联是“车过凉桥蹄擂鼓”，下联至今还没有对上。

杜元清叔叔

       到土坪中学后的日子已经很好了，还会到街上战友张国民家院子尽头的二层砖房上面杜元清叔叔那里去打牙祭，这日子就是锦上添花了。多数时候是涮火锅，杜叔叔很会过，总是很好吃。我记得在乐俭两年半的时间内只吃过两吃火锅一次野食，一次是我打了一条乌梢蛇，必须在室外挖灶煮，另一次是几个战友心血来潮在室外涮白菜，佐料是海椒酱，那次野食是参加了几个战友把场里的猪肉偷到茶山上去烧来吃，为此内心斗争十分纠结，队长是有闻风声的，但没有人揭发。

       杜元清叔叔是我父亲的至交，1951年就一起到东北丹东学习缫丝。那是他们不是一个学习班级，杜叔叔是跟我母亲一个班的。我母亲十分活跃，唱歌跳舞打篮球，还能讲一点点朝鲜话和英语，比如“打ball,basketball”之类的，小时候经常听她这么说。谈到往事，老妈好像很看不上我老爹，说他“样样都不会，我们跳舞他就只有去打鼓，搬东西”。但是一旦被我的老爹盯上了，母亲就在劫难逃了。其中，就少不了杜叔叔也参与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才让我父亲这个山里的“王二娃”（我父亲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个姐姐，更早我婆还生了两个，四川农村传言说是养不活的“鬼花花儿”，生病还没有断气儿，被我爷爷砍死了才有了父亲姐弟俩的）把母亲搞到手的。自此以后。一朵鲜花始终插在了肥沃的小土地上。但是他们结婚后好像一直都在吵架打架。今年10月我回遵义见到同样是从四川来的王碧清嬢嬢说，爹妈两个人都很强势，还都在缫丝车间，常常为工作的事情就出手打架。当时父亲是车间主任，母亲是管理员，母亲的绝活儿是三秒钟单手三指给断线的蚕丝打结，还是全厂重点培养的两个中层女干部之一，另一个是我小学同学奚浙黔的妈妈齐花珍，后来好像是副厂长，我母亲因为身体原因转岗。那时的缫丝车间有1200人，是遵义丝织厂3000多人的四个车间中人数最多的，父亲管人的压力可想而知。父母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人的生存表达方式，是由生存环境和时代造就的，他们以及杜元清叔叔的里应外合走到一起，既然都合伙制造了我们，当然也就是合理的了。他们都属于能干强势的人，属于很容易发生冲突的并立结构形家庭关系，在打闹也没有断。有一次爹妈打架，妈妈班到他们结婚的丝织厂一栋宿舍单身职工间与缫丝姑娘们同住，把我也带去了。小时候老爸也常常揍我（多数属于我的原因），我就鼓动妈妈“和他离婚”，次日妈妈告诉我，“你爸爸又不是坏人，还聪明能干，离了婚我们吃啥？”我看得出，她对老爸是有感情的。我爱他们，包括杜叔叔。

左一我父亲，左二杜元清叔叔

我的父亲母亲

1960年左右父亲（后左一）在正安丝织厂工作期间，后右一就是杜元清叔叔

       铁不铁就看是否曾经一起扛过枪、分过账、勾过当，杜元清叔叔与父亲还用多说吗？

       在我1975年高中毕业改天换地激情似火之际，想参与班长吴跃他们去西双版纳建设兵团的事情黄了后，老姜出手就很辣，把这团火烧到正安土坪乐俭去了，奔的就是杜元清叔叔能够罩得着的地方。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刚去时经过乐俭把行李放下就直奔正安县城，在县轻工局楼上也是杜叔叔掌厨，吃得太好了，在土坪农产收购站吃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1977、1978年两度熟悉高考考场都是在正安县的一中和二中，熟悉后就走人，再也没有好消息。听知青战友张国民调侃过一中或二中有个姓曾很厉害的的数学老师与一个苗族老师和他的漂亮妻子的爱恨情仇的故事，十分有趣。那两次在杜叔叔家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和何万钧、白秋萍（与我们同时下到双龙公社）三个人吃住，现在想起来都恐怖。三个吃长饭的人，每天摆弄着没多大希望的高考书籍，常常是干瞪眼，活活的等着吃饭。感谢杜叔叔，更要感谢袁嬢嬢的不杀之恩。要是现在哪个家里老公引来三头吃货住近一个月，老婆很可能要么把他们宰了，要么把老公阉了。现在想起这些事情，就感恩满怀。

       在杜叔叔正安家住的楼房前面，是一片开阔的阡陌田地和一条水沟，离楼房二三十米的水沟旁，我们见到一个“尸娃儿”（弃婴尸体），这在那个年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那个年代孩子存活率不高，我的父母生六个活四个。但是，正常死亡的小孩都会掩埋，只有那些非典型生儿在生下后就会随处丢弃，成为“尸娃儿”。这常常使我想到了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故事。

*                                        *       

外篇：大清国开洋荤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唐突，按照弟兄们的说法就是碎片化跳跃性，缺乏逻辑性，但这可能就是人的思维特性，也就是非线性的。这与机关里面的文牍大相径庭。

       我在这里要说的并不是我皇大清帝国见多少世面的事情，当然，从客观上来说，清朝的对外开放的步伐远远超过现在，不但文化科技方面全盘西化，就连国家治理体系都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伟大领袖老佛爷划定的立宪时间是1910年代，后来又被满族败家子儿们推后，改革与革命争抢时间慢了一步，民心思变。武汉的革命党就在我们大学北门外的蛇山上打了几炮，黄兴用枪抵着黎元洪当傀儡，大清帝国，连同延续了2200年的秦法地主集权制王朝，就这么淡出了历史舞台。

出湖北财经学院北门右拐300米的武昌红楼

革命的傀儡黎元洪

后来在八十年代初革命志士在武昌红楼前缅怀先烈

       我想说说大清帝国玩完之前，分别于1866年和1896年派员赴欧美考察过，算是睁开眼睛看世界了。

       第一次1866年的那次是道光两次鸦片战争被英国胖揍后，眼冒金星，趁税务总局局长英国人赫德回国休假半年，想派人跟着出去看个究竟。

       那次道光算是有自知之明，知道下面的同志们几斤几两，怕派官员出去可能会被当成野人丢不起大清这个脸。于是就派同文馆的斌椿父子等非官员的三人出去耍了110天，回国后写成了《乘槎笔记》，影响不大。同一时期日本福泽谕吉两次随团出访欧美，励精图治，1868年就促成了“明治维新”，开启议会等。

1866年斌椿在英国，毕竟还是个有文化的人，国人的面子

       第二次1896年被蕞尔小国日本揍的更惨，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强大海军北洋舰队（已经拥有两艘战列舰，查一查什么叫战列舰，就是当时的超级航母）全军覆没，太后为抚慰李鸿章鞍马劳顿，指使他率庞大使团访问欧美8国，历时190天。回国后鸿章高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

李鸿章一行的高级领导同志们

李鸿章一行参观德国科隆大教堂

       最后还是点题说说“尸娃儿”和“随地吐痰”的事儿吧。

       据坊间传闻，李鸿章庞大的使团到英国后，茶歇时大家都觉得英国十分奇怪，怎么看不到弃婴和随地吐痰，这不符合常理呀，有人还真的问了英国同行，好像英国人十分愚钝，连这样简单的常识都好像不懂。随地吐痰现在还是我们的常识，但是弃婴，也就是在城市里的一些角落和旷野的“尸娃儿”，已经好多年不见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大清国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