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坪礼记6

       2020年4月21日，我和兄弟两家人去乐俭路经土坪，落脚寻找42年前街上的影子， 也询问了一些人当年的新华书店和区政府的位置，结果都是模棱两可，最后干脆去卫生院看看。到达后见到一栋楼房，物非人非，有些失望，看来以前的影子都消隐在时间的长河中去了。

       在卫生院楼上，遇见一位名叫杨艳的年轻女医生，问及黄钰医生，她说可能她的长辈们知道，便扫码微信。下楼时，突然见到一座熟悉的平房屋顶，那应当就是当年的卫生院，小杨说她也不清楚，现在那座平房是土坪镇幼儿园。总算找到了一处当年的老建筑。

1978年土坪卫生院，现在的土坪幼儿园

连线四十一年

       离开土坪镇后，寻找了一下土坪中学和百亩大田，面目全非，一下子失去了方位，于是就往乐俭赶路了。不一会儿，就接到了土坪镇卫生院的杨艳医生电话，说黄大夫和罗医生找到了，他们都在贵阳居住，并告知了我联系方式，真是喜出望外！那时，我们的车刚到土坪镇与乐俭镇的交界处，原来新设立的乐俭镇，含盖了以前的辽远公社和林溪公社，地盘扩大了很多。

土坪镇和乐俭镇交界处

       随即，拨通了黄钰大夫的电话，未接通，再拨罗祥娟医生的电话，终于通了，41年。

       我是1979年3月找工离开正安土坪乐俭的，这41年间，与黄大夫罗医生通过几次书信，然后就各有各的工作和生活了。

往事如烟

       虽然与黄钰大夫和罗祥娟医生分别了41年，但是在心里面还是挂念着的，每当想到土坪往事，他们就会耀然眼前。他们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就是黄梅、黄丽和黄波。

黄梅、黄波、黄丽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

黄钰大夫和罗祥娟医生夫妇及孩子们

黄波

干儿黄波的两个娃娃，一个叫黄知行，一个叫黄知雅，估计不会认我这个干爷爷了。名字取得好，知行合一，风雅娴淑

       黄梅、黄丽和黄波这三个娃娃，在我这个干爹的没有照顾下茁壮成长起来了，都上了大学和研究生。生黄波的时候，我我在黄钰大夫家见到黄钰大夫兴冲冲地走出来告诉我说；“是个男娃娃！”内心的满意溢于言表。没过多久在黄钰大夫家吃饭（总是蹭饭是不）时，黄大夫提议说：“更生，今后你就做我们娃娃的干爸吧”，罗医生也说要得，就这样我第一次有长辈的感觉，好像只做了这些事情：抱了一下黄波，摸了一下黄美黄丽的小脸蛋儿和后脑勺。以后还当了好友魏卫、中学同学侯兴灵和雷开云的三个女娃娃的干爸，也是一如既往地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她们也都同样茁壮成长起来了，一个厦大毕业定居美国、一个厦大毕业英国留学海龟、一个大学毕业女承祖业从事建筑事业。

       黄钰大夫是1942年生与遵义，中学还是我的校友，1962年遵义四中毕业就考上了贵阳医学院。罗祥娟医生1948年生于正安安场，1964年正安二中毕业开如遵义卫校。自从毛主席1965年6月26日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后，黄钰和罗祥娟双双毕业分别分配到了正安县土坪区新洪公社和新乐公社当卫生员。后因缘相聚成为了一家人，当时罗医生家贫困，黄大夫答应会予以帮助，事后还是力所能及地作了一些事情。就罗医生而言，还应该多做一点，大家常常为此争论，但是这个缘分就这样延续下来了，如今儿女都十分成功，老两口都按照自己的意愿，罗医生常住贵阳花溪，黄大夫有时候到遵义南白与老朋友们玩耍。十分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这个从未管过的干儿子黄波，从遵义著名的南白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计算机，读了一年后就不想读了，又回到遵义重新高考，成绩也很好，本来家里面商量好了上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后来却上浙江大学去了，都是很厉害的学校。这孩子能够纵横捭阖，还娶了土耳其姑娘，中土结合生了两个聪明的娃娃，生活十分惬意，疫情期间他们都在土耳其。罗祥娟去过土耳其，觉得伊斯坦布尔相当好，我也去过，我跟他们的感觉一致。黄钰大夫比我还要怕坐飞机，所以没有去土耳其儿子那儿。

近年来的罗医生、黄大夫及外孙（熊家孩子，在德国留学）

罗祥娟大姐的卫校四年

       罗祥娟医生1964年至1968年就读于遵义卫校，由于其间邂逅了文革，又是人生经历更加丰富多彩了。当时这所学校属于派系斗争的交汇点，我上小学的时候，还参观过这里的“阶级斗争现场教育”。那应该是1968年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文革期间遵义市是“支红派”中心，贵阳市则是“411”中心，贵州主要就是这两派之间开展斗争。我们学校组织去参观卫校前不久，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四川成都的革命派到遵义这个小地方来炫耀，在卫校附近手举两把火管手枪堵住了一两装满武装民兵的解放牌卡车，并朝天开了一枪，厉声吼道：“不许动！不要命的就过来！”随即车上有人用三八式打了一枪，那人就死了，内脏都出来了。有没有过多久，遵义听说我们小学春游常去的桃溪寺附近的山上发现阶级敌人迫害一个叫王廷瑞的革命同志，将其残忍地活埋了。后来那里又作为阶级斗争基地组织我们参观，并在遵义市中心的丁字口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人山人海列队吊唁，巨幅画像盖住了遵义大饭店大楼正面，搭上台子顺序经过水晶棺（应该是玻璃棺），透过玻璃瞻仰了冰砖上裸露的烈士遗体，那是首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内心十分忧扰。

       后来我们小学生也组织参观了卫校，发现校内楼与楼之间用不容易看见的漆包线牵连着，说是革命群众进入，“411”反革命们就会破坏，通电引爆楼里的炸药，用心险恶。我们还在一栋教学楼的二楼见到了一间水牢，比《收租院》里面的刘文彩的地下水牢还要大，感觉到十分恐怖，也看到了阶级敌人十分残忍猖狂。

       后来听罗姐说，没有那什么恐怖，二楼那不是水牢，是卫校泡尸体的池子，学生学习外课的时候，就会捞起尸体由老师解剖示范。

       听罗医生讲，卫校里面“411”比较多，后来遵义民兵冲进了卫校，声称不打女生，只收拾男生，最后叫他们去毛主席像前请罪就完事儿了，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恐怖。那些极端的出人命的事情，在遵义这个地方并不太多。1972年左右我正在四中晚自习的时候，听见广场杀人了，冲过去看见右边的足球门框附近的草地上侧躺着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娃儿，刚被杀死。总体来说，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还是较多的，只是有的人不知道怎的就死了。

       有一件事情倒是使罗医生十分感动和受到教育，就是在卫校有个外科姓施的老师，十分讲究，有旧社会范儿。平时都戴着博士帽，有时候还手握拐棍（文明杖），穿着很考究。当时卫校还是有点洋气，还有一些女老师穿旗袍。罗医生学习认真，与施老师关系不错，经常请教一些外科手术等学习上的事情。后来形势紧了，施老师因为有香港海（境）外关系，受到了冲击。就有同学阴阳怪气地说：“有些人，与投敌叛国的人经常在一起，却从来不揭发。”后来施老师找到罗姐说，“小罗妳恐怕过不了关，我有啷个事情妳就提嘛。”这着实把她吓坏了，后来她就说施老师上外科课程有点保守，缺乏耐心。算是所谓“揭发”了。70年代末，施老师香港的父亲去世，他带着妻儿一家人离开了遵义去香港接受遗产，据说其父是香港一家非常有名的国际大银行的行长或副行长，好像是汇丰银行。

       罗祥娟医生的父亲解放前是哥老会的，属于反动的会道门，这就使她从小就比较谨小慎微，也凭着一颗善良的心，交了许多朋友，还算比较顺利地度过了那个特殊年代。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是文革中期开始后出现的新名词，指的是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一般而言，村民管那些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乡村医生叫做赤脚医生，它是是那个时代基层医疗体系最重要的一环。我们革新茶场的赤脚医生就是曹建琴大姐，凡是碰出血了和发烧头疼一类的事情，还有吃饭吃糯米饭比赛消化不了闹肚子的，以及吃粗麦（连麦皮一块吃）屙不出屎或者吃做种的洋芋中毒晕头转向的，曹大姐总会哈哈大笑给我们治，大姐的小药箱总是很管用。那个时候，建琴姐还教我们自己打针，就是打到左手膀子上的肌腱里，消毒没有酒精就用盐水或茶水代替。我就用茶水消毒自个儿打过几次柴胡一类的针药，蛮管用，只是肌肉里会起个硬包包，很久都消不下去，还好不疼痛，也就不当回事儿了。

曹建琴大姐接受领导检查。曹大姐与杨本刚书记的妹杨玉英曾一同到土坪卫生院学习，罗祥娟医生还带过她们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随后，全国各地农村涌出了大批赤脚医生，并普遍建立了农村医疗卫生防治网。赤脚医生对改变当时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和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对开展预防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积极作用，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比较著名的普及医疗体系。

那时的赤脚医生，主要任务就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当时政府挑选赤脚医生，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相结合，被挑选出来的，会集中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进行短期培训。他们都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并能为产妇接生。由于我们知青点没有结婚生子的，大姐的这项才能没有得到发挥。赤脚医生只是政府给他们的一个非全职工作，知青赤脚医生没有薪水，与大家一起劳动，有事儿就医一下。

赤脚医生常常配备一个装有一些普通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和一个听诊器的药箱，最常见的就是碘酒和红药水。赤脚医生还具备一定的针灸疗法之时，我们还用银针穿过手掌，真就不疼。70年代初，我国还能够用针灸治疗聋哑人，专门有电影纪录片，里面的聋哑孩子都能够说“毛主席万岁”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有些赤脚医生，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科学治疗和土法医疗，治好或缓解一些疑难病症。所以在那个时候，赤脚医生是贫下中农心目中最有文化的人，被认为是农村人生命的守护者，因而备受敬重。

赤脚医生及其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规范的乡村医院机构，卫生人员也多是经过系统培训的医学院的毕业生。根据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以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也以此划上了句号。根据当时的报道，中国有102万乡村医生，其中近70%的人员为初、高中毕业，近10%的人员为小学毕业。像文革期间大学和中专毕业就直接分配到农村基层的公社及大队一级去从事专业性医疗工作的黄钰大夫和罗丽华医生，总体的数量真还不多。

农村医疗的缘起和变迁

       中国农村传统上的医疗卫生是居家郎中和走乡串巷的游医，现代意义上以保障农民健康权为目的医疗卫生事业起步于民国时期。

       1929年，晏阳初博士在河北定县举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试图通过教育来解决我国农村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弊端，但“平民教育促进会”在社会调查中发现，广大农村不仅经济落后、教育不普及，而且农村多数人健康状况不良，疾病流行、死亡率高，农民卫生知识缺乏，迷信盛行。

       解放后，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政府自1950年代开始建立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迄今医疗预防保健网已覆盖广大农村。截至2001年底，全国共有县级综合医院2018所，中医院1226所，防疫站1663所，妇幼保健院1393所，乡镇卫生院48090所。

　　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1949－1965年、1965－1979年、1979年至今三个阶段，今天农村卫生事业的巨大成就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前毛泽东1965年“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到1978年，全国有“赤脚医生”4777469人，卫生员1666107人，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90％以上，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当时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医有药"、"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1979年以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村级（大队）卫生组织失去了“集体经济”依托，村（大队）卫生室纷纷改变了所有制形式、经营方式和服务方向；此后的财政“分灶”吃饭又使原来的公社卫生院陆续下放到乡（镇）政府管理；于是，农村卫生组织在人、财、物等方面越来越短缺了，合作医疗纷纷解体，城乡卫生资源的配置差距再次逐步扩大。市场的“高效”和政府的“低效”也正使农村合作医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问题。

       1968年，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把人生中最炫烂的芳华奉献给了土坪农村的黄钰大夫和罗祥娟医生夫妇，不因时事的变化，他们的作为和贡献，总是那样真实。

*                                         *

巫医乐工

       唐代韩愈《师说》中提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把巫医和乐师，或者巫、医、乐、师相提并论，这倒是提醒我“巫、医、乐”的社会分工，究其缘由，这三者在原始时期都是合而为一的，就是遂古之初的巫师的职责，就是给王者治病，既医心，也医身，手段就是玄歌翩舞、仙乐飘飘，让人灵魂出窍，摆脱现实烦恼。

       比如说四川成都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几乎都是巫蛊之属。最说明这个问题的就是大巫（祭）师和通天树。

       作为集“巫、医、乐”法力三位一体的大巫（祭）师本身就是既医心又医身并抚慰人的灵魂的集大成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人伦。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傍晚，闻歌起舞，人心恍惚，天似穹庐，地如广怀，洪波涌起……

       2013年我站在这株通天树前，询问馆员无果，并称当年巫蛊仪式的时候，这上面的七只鸟定会放歌争鸣诡异通神的。

       作为远古时期中西方宗教仪式或礼教仪式，除了音乐之外，各自又有不同的催化之物，古中国就是酒食牺牲，古希腊就是梦幻熏药了，最后殊途同归，都是如梦如幻如痴如醉，体验神的意境人神对话去了。采集奥运圣火的希腊女巫师或神殿仙女，据说当年会引领拜谒者进入神界，晓以启迪。那种感觉，可能就是我们当年在乐俭公社革新茶场吃做种洋芋后的天光溢紫，飘飘而然的状态。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                                         *

1990年北京亚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采集

《女巫3》灵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