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坪礼记7
1978年到土坪中学代课,我教的是初中一、二年级的两个班的英语,是从年初到次年三四月份招工离开,总共有近一年的时间,其间,1978年下半年还集训了土坪区各公社的英语代课教师。
由于没有教毕业班,所以,在七八届初三(一)班毕业的时候,是区教委陈世珍主任和王慎之校长他们叫我参加了这个班的毕业合影的。
土坪中学1978届初三(一)班毕业合影
1978年土坪区首届英语教师短训班结业留影
土坪中学那些人
到土坪来代课应该是时任土坪区教委主任陈世珍安排的。之前,她就是我们乐俭公社的副书记兼妇联主任,并且分管知青工作。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还是在1975年8月底,一见到就有一种由衷的亲切感。她言语不多,却都十分实在,声音温婉,却表达的意向明确,有原则性。
陈世珍主任1958年就是贵州省级先进工作者,恰好在那一年我父亲也是。那个年代的人,完全是满腔热情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了的,如果说我父亲他们是在工厂里面技术革新创造了业绩,陈主任他们则是在最基层的行政管理部门砥砺奉献,维护了一方的稳定和发展,这种无形的奉献更加无私和崇高。
我们这些中学毕业就到农村当知青的十六七岁的大孩子,在我们的身前身后总有一些仁善的长辈在默默地关心着我们。听时任乐俭公社书记杨本刚讲,当时在乐俭一个因右派被从北京下放到乐俭的名叫吴宝元的老师,就建议公社为这些刚离开父母因繁重的体力劳动面临困顿和孤独的娃娃多开展一些文娱活动。陈主任在那时也是在利用本职工作护卫着我们,亲切温和得很像我们的母亲。在当时的工作层面和资源状况下,陈主任已经是力所能及的给我们以最大的帮扶。现在想起来,心中总是充满着感恩,感恩我们成长过程中的那些袒护和加持者们。
与土坪区教委陈世珍主任
土坪中学的王慎之校长,是一个不苟言笑的高个儿长者,当时对他心存疑虑,觉得不好沟通。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要主政一方管好一干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使我想到乐俭公社扇我们张羽鸿大哥耳光的吴成贵主任,从他的视角看,知青管理充满风险,最糟糕的事情就是1970年在土坪公社那次造成知青死亡的群体事件,他看到的是一个1968年下乡的老知青,带着一群饥肠辘辘荷尔蒙没销处的小知青,弄不好会把他砍了,所以就趁身居高处先下手为强,当时确实是把我们镇住了。现在想起来,王校长真是个好人,没有为难过我们。我记得在土坪中学代课的时候,有时候还给学生讲故事,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光荣革命传统方面的,王校长也肯定是知道了的,显然他放了我一马。
时任土坪中学校长王慎之
吕宗明照起相来总是十分严峻,但是平时生活里的他总是笑容可掬的,我们当时就是生活在一种和蔼亲热的氛围之中的,这就为我们这些孤家寡人解脱了许多的烦恼。
语文老师吕宗明
这就是吕宗明在土坪中学我的办公室兼寝室里拍的照片,也是我在知青时代唯一一张近距离单人照
数学老师曹仲仁,文质彬彬,深沉儿和蔼,十分洋气,听口音有点像外地人你说的贵州话。我刚到土坪中学那阵子,他还请我到家里搓过一顿,饭菜可口。饭后聊及我的英语如何时,我就背诵《The Cock Crows at Midnight(半夜鸡叫)》和《Serve the People(为人民服务)》给他听,得到了充分肯定,我也就很踏实了。曹老师有一个文静漂亮的女儿叫曹蓓,在我教国际音标的时候,还去旁听过。
数学老师曹仲仁
物理老师刘家奇,好像是遵义来的人,十分睿智,说话底气和中气都很足。谈到高考时,他说现在高中正规学习,以前好多大学的物理课程都下放到高中了,比如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柯基霍夫定理”,所以会越来越难。后来我考理科真的就没有很好的成绩,1980年春节过后改文科才开上了湖北财经学院。
物理老师刘家奇
当时经常跟刘家奇老师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遵义来的老师,还想也是在准备参加高考,后来就不知道他的情况了。
遵义来的老师
光阴似箭,现在说起这个成语,是那样的客观真实,42个年头就这样过去了。还好,认真想起来,在土坪中学的300多天也没有白白浪费,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也结交了一些人生中的朋友,这里谈到的都是因为工作和学习联系比较近的师长,并且在工作中教学相长,还从那些孩子娃娃们那里,也得到了情感的陶冶。
一份42年前的英语成绩单
我1978年在土坪中学除了集训各公社代课教师外,就是教初一、初二年级的英语。
作为一个非教育专业的代课老师,凭着感觉去给学生上课,现在看来是是差强人意的。那个时候只有教书没有育人,只有授业没有传道,其结果往往就是事倍功半。最明显的事情当然就是学生的课堂纪律了。那些十二三岁的娃娃,如果要完完整整地听两节课,分心走神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我在气急之下常常猛拍桌子,开始孩子们都会一惊一咋的,多了也就免疫了。我还有个毛病,就是我经常大发雷霆后,看到娃娃们惊愕的萌态,总又忍不住自己就笑了起来。开了这个头,孩子们基本上感觉到王老师黔驴技穷,往往是,我一震怒,他们都会等着料想中要发生的事情。初一(二)班有个叫冯亚勤的女娃娃,胖胖的脸蛋儿,大大的眼睛,好像都能够准确判断王老师的教室秉性,而且学习还很好,好像她就不怎么怕我,每当我生气的时候,这个小精小精的机灵小鬼总是坏笑着盯着我,我真是打不得骂不得,有时候就干脆走过去几乎贴着她的小脸盯着她,这反而又引来班上更多的笑声,真是没有办法。
为了引导同学们的课堂兴趣,我就宣布,凡是课堂纪律好的时候,下课前就讲故事。这样干效果好像还很明显,往往就是那个冯亚勤,总会乖乖的坏笑着说:“王老师,该讲故事了!”一旦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头,被娃娃们抓住机会就会指挥起王老师来,一点没有师道尊严。就这样,我就给同学们讲了很多的故事,几乎把我文革期间听到的儿童适宜的故事都讲完了。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娃娃们都不太喜欢《半夜鸡叫》、《路边新事》这一类革命故事,而是喜欢听鬼怪如“枪尸鬼”、敌特“一双绣花鞋”之类的特别是吓唬人的故事,怎么小孩子也跟大人一样喜欢低级趣味的东西呀。最后我居然就悲催地把学生惯事成爷了。冯亚勤同学还常常挑肥拣瘦,居然会说:“王老师,这个故事不吓人,换一个。”看来,即使是对这些小娃娃学生,开个好头十分重要。想起这些事情来,沉淀下来的总还是一些愉快,还有就是,王慎之校长也一定听闻我给学生讲鬼故事的事情,也没有来为难我,真是个好人啦。
初中一、二年级(一)、(二)班英语考试成绩前10名
从上面这份1978年秋季的英语成绩单,就是当年教学和对学生娃娃们测试的细节。
那个时候,除了与语文老师吕宗明和翁丽娅守望相助比较密切外,与数学老师曹仲仁因教交往也较多,主要就是他们家那个聪明美丽的小妹妹曹蓓了。曹蓓那个时候上小学二年级,经常跟在我教的班上听一些课,特别是语音课,几乎一有时间就回来,还会参加一些考试,居然成绩也不差,这对于小学生考初中的内容,还能够列名居前,太难得了。这样的孩子,曹老师这样重视培养她的英语能力,应该是能够上大学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英语还是一个较冷门的学科,高考英语成绩只作参考分,1979年才按10%计入高考总分,到我上大学的1980年,英语成绩是按照30%折合计入高考总分的。
虽然这份成绩单看上去极不正规,小学、初一和初二一锅烩了,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水准,可能还没有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从事英语教学,资源极其有限。当时我还记得区领导潘义文来学校讲时事政治,就是既有想参加高考的人,也有初中的学生,谁想听就可以来。由此可见,陈世珍主任肩头上的担子之重,几乎大半辈子都是在基层砥砺奋进,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就是那个时代他们这些人的精神。
小鬼儿敲门
在土坪中学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兼卧室内翻阅书籍杂志,突然听见好像有人在敲门。一看门是开着的,要喝了一声“谁呀?”没有反应,以为是听觉错误。不一会又听见敲门声,这次我就起身,听见小姑娘悄声笑着跑掉了,我只当娃娃门开玩笑。
我教的学生都不怕我,好处是大家都很亲切,坏处是可能会不把我当回事儿。
不一会,又听见敲门声了,这一次就见到我那两个得意门生小美女娃娃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她们听说我要走了,很舍不得,所以买了一点点礼物送给我。当时我十分感动,觉得没有威信,没有师道尊严也没有关系,孩子们觉得王老师不可怕,好耍儿就行了。
这两个小鬼儿送的什么礼物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没有忘记她们给我过礼物,也就足够了,那应该完全是自发的,对我很亲吧。
多年以后,我再次回正安经过土坪的时候,都会想到我的初中一年级这两个小鬼儿娃娃。后来在正安县人民医院找到了冯亚勤。
2018年五一节,我在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为大家制作了一个庆节日的小视频,其中两个借调小美女王玉婷、蒋子琪探头进小弟黄素华副司长办公室的把门动作,就是受到39年前我那两个宝贝学生娃娃那天下午给我送礼物情景的启发的。
2018年五一节纪念片《办公室的芭蕾》片段
1985年春节前后,也就是我下乡10年后,从北京回贵州探亲,专门到了一趟正安,在客车经过土坪的时候,我总会想到陈主任、黄大夫、罗医生、翁丽娅、吕宗明和我的那些宝贝儿学生娃娃们。
在正安县城里,杨本刚老书记召集了陈世珍主任及知青战友们聚会欢聚一堂。
1985年在正安县成与杨本刚、陈世珍及部分知青战友合影
在聚会中,我听到了我在土坪中学的学生中冯亚勤就在县人民医院工作。于是,专程前往去视察工作。去的时候,还买了一点娃娃们爱吃的山楂片。
到了以后,才发现,当年那个鬼精鬼精的胖嘟嘟大眼睛的总是在提醒我讲鬼故事的小女娃娃,已经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我打开山楂片给她吃,我说”妳吃吧,我看着妳吃。“她十分腼腆地吃了一片。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人家已经是大人了,我怎么还当成以前那个吼也不怕骂也不怕我的经常鬼笑的女娃娃呢?
后来通过攀谈,了解到她马上要嫁人了,男朋友是安场人。
后来,她的男朋友来接她,她腼腆地上了摩托后座,我挥挥手,他们就消失在人海中去了。时至今日,想到这些,就很美好。
可惜不论是在土坪中学,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留下我教的那些学生娃娃的照片,因为他们不是毕业班,但也不妨碍他们还没有长大的时候那些娃娃脸在我心中晃来晃去。
藏族女孩阿斯根演唱《远飞的大雁》,我们也曾是学生娃娃,这首歌就是1964年我在学前班的时候袁老师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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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对于我来说是悲欣交集的。
那年夏天,我失恋了。去年10月与她和几个朋友在遵义红花岗香榭咖啡厅两天的时候,她说“我们谈过恋爱吗?”细想起来,按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真就不是谈恋爱了,只是见面后远远坐着谈些虚无缥缈的人生理想,最实的事情恐怕就是见面和离别时握一下手就心满意足了,还有就是长辈洗衣服或者做其他的事情时,我去争着搓两把什么的。那根本就不叫谈恋爱的,顶多是自己跟自己在谈,还谈得痛不欲生的。年底,我就在北京动物园开往颐和园的332路公共汽车上邂逅了老婆,从此至今,也体验到了人生的艰辛和快乐,却都在风雨兼程地往前走……
我的那些宝贝学生娃娃们后来过的是不是比我更好一些呢?可能多差强人意,这是我不愿意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