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者青青30：我的知青岁月（临时小结）

王更生

2021-01-07

我的知青岁月（临时小结）

我下乡当知青的时间是1975年8月30日至1979年4月13日，也就是从我到贵州省正安县土坪区乐俭公社革新茶场第一天，到招工离开，共3年8个月，计1323天，其间的1976年是公历闰年共366天，其余年份皆平年，即365天。

1975年8月30号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父亲带我从遵义丝织厂预制场家附近马路上一个叫马店的丁字路口上了一辆大巴车到正安县土坪区乐俭公社。上车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在抹眼泪，感觉到很奇怪，父亲呵斥住了她。为人父母之后才知道那是天下父母心，父亲有什么事情都藏在了心里，母亲通常就会溢于言表，父爱如山母爱似海。

1979年4月，我父亲委托1977年与他一同到遵义卷烟厂工作的副厂长唐家珍嬢嬢（阿姨）到正安办理我的招工到贵州塑料厂的手续，我于4月13日正式离开了正安这个我人生社会生活的第一站。之所以我父亲没有来亲手办这件事情，主要就是因为家里生活困难，母亲生病，拖养一大家子8口人等，父亲正安老朋友多，怕开销太大受不了。我父亲是1977年任遵义卷烟厂厂长的，一去厂里就决定厂级干部不拿奖金，只有一线的工人拿，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月薪比普通工人要低很多，但威望很高，靠着这一份表率和戮力拼搏，硬是把已经快垮掉的遵义卷烟厂盘活了，很快卷烟厂就成了遵义市的利润上缴大户，然后他就开边站了。现在看来，那是一种源自于被解放的穷人对共产党的感恩，是一种精神。这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我，是我的知青岁月尚可吃苦耐劳。

知青岁月

农村日记《小序》

1986年5月13日，在北京立新小学的税务总局单身宿舍对农村日记写了个《小序》：

面对过去，无论我是多么的年轻，我也会像历史老人一样为我的思想和行为作证；又无论我是多么的苍老，我也能流露出稚气的童心。但更重要的在于回味往日的酸甜苦辣，在于认识自己和评价往日已经逝去的行为，好为将来引路，这，就是日记赐予我们的礼品，也正像满面沟纹的老人通过翻阅朝日青丝之倩影而深感欣慰一样。当我们龙钟暮年之时翻阅本本日记扉页也会对我们来到今世是个巨大的安慰，何况其意义远非止于此呢？在农村日记中，或许也能找出一些激扬文字之类，这些文字的绝大多数是发自内心的，也有一些是纯系报刊杂志和别人那里“借鉴”来的，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这样，当时我还受人文主义的启蒙教育呢，这大概也属于人们所说的时代悲剧的范畴吧。

这本日记在某些地方还反映出由社会环境所引起的心理变态，甚至是病态心理。如性意识被当作道德败坏的思想活动只字不提，其实那一时期已经懂的性交是什么了，但由于受环境所迫不敢想象。所以，对缔结婚姻家庭还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另一个可笑之处是，受当是宣传的影响，已学会把舞台和银幕上的坏人搬到实际生活之中，是的那时起在聊天中常说“我看见他（她）真像坏人，不是个好东西”，这也难怪，江青也是这样看人嘛。

看到这本日记，我便想起农村的生活：冬天大家围着柴火，面前火烫，身后还透骨冰凉；晚秋的懒觉，夜间苦战，夏日两颊的汗盐，闹矛盾，盼工作、当兵，牛背上读诗和散文，路旁读英语被老农认为在骂他……等等，这一切的一切，无疑将使我满怀激动，永远难忘。

是人的，就应该在生活的道路上踏下深深的脚印。

我们是知青

邓小平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过言简意赅的历史评价：“国家花了三百多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这确实是文革一结束后上山下乡的客观现实。作为参与到上山下乡运动中人，我们的心路历程却有更多的切身体验和细节，这是翻历史书籍和网页所不能理会到的。

知识青年是一个绝无尽有的专用名词，大数2000万人，分文革前和文革中两大部分：始于1955年至文革前约400万人，以邢燕子为楷模主动放弃优渥的城市生活到艰苦农村改天换地践行理想信念的有志青年，青春靓丽光彩；分别始于1968年的“老三届”和1974年的小三届“约1600万人，其中主动上山下乡的，理想信念上与邢燕子他们同，但绝大多数是文革中通过组织和动员上山下乡的，尤以那些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的生存落差极大，他们当中那些所谓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孩子，往往在后来的推荐上大学、招兵、招工和回城时，机会更少，在农村滞留的时间更长，这就造成了很多人的人生悲剧。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就有留在遵义的上海知青的子女落实政策只能回去一个，而且都安排在粗放式的劳动密集型街道企业中工作，生活状况不好，留在遵义的子女开上了大学，生活情况反而更好。

文革前从1955年到1967年的12年间到农村去的约400万人，年均下乡33万人，看来这是那个年代去农村种地和开荒所能容纳得较为合理的人数。这个数字应该是不包括新疆建设兵团56万人的，因为解放初期的1950年左右他们就入驻新疆了，而且多为军人，到201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达到256万人。邢燕子他们，为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和缩小”三大差别“（脑体、城乡、工农），作出的积极贡献是新中国建设史中光辉的典范。他们的实践，可比拟3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他们那一批身体力行到农村去开展”新村运动“的海龟知识分子。

文革期间从1968年到1977年的10年间下乡的约1600万人，年均下乡160万人，特别是1968年和1974年两次下乡高峰的人数远远超过160万人这个年均数。除了1968年建立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1970年建立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等是有计划开展的以外，其他地方，可能都免不了忙乱而为，亦即在生产资料和资金配套还极不完备的情况下，匆忙下放城市青年，以缓解因经济萎缩工厂人员饱和而过剩的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以免造成大量城市游民，更是杜绝他们成为城市盲流人口，这向来是中国社会不稳定和天下大乱的重要因素。具体到我们乐俭公社来说，即使是前后容纳67名下乡知青，可耕面积也没有余量，结果是与贫下中农争夺本已捉襟见肘的口粮，为此还发生过冲突。据我们乐俭公社书记杨本刚回忆，他1970年在正安县土坪区土坪公社当领导的时候，因文革期间的派性渗入到知青当中，造成了知识青年伤亡的械斗。那个时候发生的肢体和口角冲突，多数原因都是因吃饭的问题而起。

就生活层级而言，以1977年恢复高考的数据来看，文革十年下乡的这约1600万人，其中1968年下乡的”老三届“，中小学阶段都是在文革前的正规教育，但10年光阴几乎白白在农村劳作中度过，恢复高考时他们已经年纪30左右，大都成家拖儿带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人凤毛麟角。就拿下乡到我们乐俭公社来的36名上海知青来说，出生年份在1947年至1952年间，就属于这种情况。我1980年进湖北财经学院的时候，就见到77级学长班上入学时最小的16岁，最大的32岁；与我一同参加高考的一个朋友，分数本来可以上本科，就是因为25岁了只能上大专。那么我们”小三届“呢？那就更加尴尬了，从进小学到高中毕业都处于文革期间，可想数理化文史哲基础之糟糕，好几次高考都只是去熟悉考场而已。我们乐俭公社的”小三届“知青31人当中，只有2人考上大学，录取率6%，基本上反映那时社会考生的高考入学率。我是考了四次，受尽歧视，差点从敞开式茅厕”坠儿卒“（《左传》的段子：晋景公入厕淹死在大粪里面了，后世儒家认为这有辱领导尊严，对左丘明十分不满，提倡春秋笔法）才上了大学的。那些没有上大学的，生活境况几乎没有改变原有的轨迹，许多战友生活偏差。拿2019年高考本科录取率来算，该年全国参加高考1031万人，本科率取431.29万人，录取率41.83%，即使是把没有上高中而就读中专和职业技校的人约1000万人加进来，2019年的本科录取率也在21%左右，相当于我们当年录取率6%的3.5倍，这就意味着，我们乐俭考生相当于7名进入大学本科，而不是2名。

但是，不管怎样分析，这2000万人的青春芳华，都在皇天后土中度过了。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共同构成中外历史上如此规模和时长的绝无仅有人口向下层反向迁徙，历史性标志和启示都将意义深远。作为其中一员，见惯了一些专家学者们十分武断地各执一端，要么说”将罪恶变成伟业“，要么片面强调”青春无悔“，更多的是”伤痕文学“伤痕累累。站在客观中立的视角来看，这些都是失智和无情的，对后来的历史缺乏借鉴和反思价值。

下乡的时候朋友赠送了一本相册，却在乐俭没有照几张相。向战友胡永建学习练起了字，到离开农村的时候似有点长进

中国历史上的屯垦军屯和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兵团

屯垦军屯都是发端于西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地点是甘肃河西走廊和西域新疆，为后代历朝效法。

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无不受到启发，于解放初建立了一护国保疆为目的的军屯性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2个兵团的结构和布局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军事意图；黑龙剑和云南等地建立的以开发生产为核心的生产建设兵团，则主要是屯垦或屯田，由于它们建立于文革期间，所以还具备缓解因工业萎缩儿造成的城市就业人口过剩的压力的功能，安置了大量的城市青年。

屯垦和军屯是世界各国兴旺发展时期的伟大创举，参与其中的仁人志士们，在偏荒之境奉献了青春，进而奉献终身，更进而奉献子孙，他们是泱泱伟业的缔造者。

军垦屯垦和边疆战士

邢燕子

谈到上山下乡运动，邢燕子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名字。

邢燕子，1940年生于北京，1958年中学毕业主动要求扎根务农超过10年，嫁农民穷人，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接见，还参加毛70岁自掏腰包的饭局，为六、七十年代中国年轻人楷模。曾任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及天津市委书记等职，八十年代后不再任职，夫妻和睦。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百人之一。

邢燕子的事迹和家庭

终极拷问与狼共舞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国家号召，2000万人参与的建设祖国和挽救国家社会经济窘况的青年爱国运动，绝大部分人是抱着建设农村缩小三大差别的理想信念身体力行，并把最美好的青春芳华奉献在了生存条件十分低下的皇天后土，其中许多人高洁的思想境界堪与晏阳初那一批民国志士媲美。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年轻人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所能够做出的最大努力。

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同样是逆行为公的那些到农村基层工作的杨本刚、陈世珍、娄碧亮们，以及到公社一级从事卫生工作的大学生黄钰、中专生罗祥娟们，及维护了一方天地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又共同建成了举世闻名的普及医疗体系，即使是现在也是望尘莫及的。那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使然，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后，思想和人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个人价值和权利意识苏醒了，四十年的建设业绩举世瞩目，中国已经在向着世界文明的中心进发。

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邓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邓小平的这些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同样在经受着人性的考验。我们也看到一些成功的商人凭一己之力在为家乡和贫困的地方做出自己主动的贡献。但是，作为先富裕起来的也有一些人，却呈现出富裕阶层固化和固定利益预期的迹象，他们大赚都是理所应当的，赚少了就是公权不作为，不赚便是公权作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悍然以精英自居，穷的就剩钱了。

电影《与狼共舞》剧照

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发展效率与利益公平，看来已然成为动态平衡的历史难题，一切的人都总将与狼共舞。

《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要共产党领导，这本圣经就不会落地。作为整体的2000万知识青年，跟那些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些牺牲和奉献者们一样，都是我们国家的巨大财富，共同铸就历史的丰碑。

一份乡村工作时间图表

在我农村知青生活的1323天中，我的领导、战友和有缘结交的朋友在乡村工作十年以上的人们，列举其中一部分。无需多言，时间能证明一切。

1、陈世珍：1957-1984年间，公社及乡镇一级工作

2、杨本刚：1968-1985年间，公社及乡镇一级工作

3、刘毓文，上海知青，留贵州工作和生活

4、董根生，上海知青，留贵州工作和生活

5、黄国英，1966年14岁回乡知青，80年代离开土坪乡镇

6、黄钰，1968年贵阳医学院毕业到土坪新乐公社，1984年离开乡镇卫生院

6、罗祥娟，1968年遵义卫校毕业到土坪新洪公社，1985年离开乡镇卫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