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厂里面和外面

       我工作的贵州塑料厂，跟我父母亲所在的遵义丝织厂一样，都是遵义地区轻工局管辖的地方国营企业。

       贵州塑料厂是1965年建厂，1990年被贵州赤水天然气化工厂兼并，后来的厂区就慢慢退出生产，许多员工提前退休或者到其他单位工作。原有老职工的退休待遇总体来说都比较低下，就拿当年蒸腾恢宏的遵义丝织厂的退休职工来说，以母女同为遵义丝织厂退休的我的长辈王碧清嬢嬢和其女我同学之妹何贵川为例：王碧清1955年遵义丝织厂建厂就从四川来到遵义，现有退休养老金4300元，何贵川47岁退休，现2700元。特别是何贵川她们这些因工厂兼并和倒闭离职的职工，还得到我们丝织厂一起长大的一个大官的特别关照，否则收入还会低许多。那两代人也为改革付出了代价，也是做出了贡献的。

       王碧清嬢嬢（阿姨），今年84岁了，去看她的时候还戴着党徽，我说现在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少了，她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这样好的生活，啥子都有保障。每每受此感动，我又要想到那些没有做成什么惊天伟业成天嫌钱少的类人，心里就不舒服。

       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业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只有国营和集体两种，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即使是在仅存的两种所有制形式中，差别也是天壤之别的，也就是说集体企业中工作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完全不一样。这从我1980年的高等学校入学通知书就能都见到一点端倪。

       从这份湖北财经学院的《新生入学注意事项》，亦即入学通知书中，可见到这样的文字表述：“入学时工龄五年以上的国家正式职工，在校学习期间由学校发职工助学金。工龄不满五年的国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及知识青年（包括应届高中毕业和高中肄业学生），入学后根据新生家庭经济情况一律评定人民助学金。”看到没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不算“国家正式职工”，知识青年也是在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关照才算工龄的。所以，能够进贵州塑料厂这个遵义地方国营企业，似乎也就相当于拥有了人生的各种保障。

厂内厂外

       在七八十年代，虽然照相术已经发明了150多年，但是就我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准而言，要拥有一台“海鸥牌”或“长城牌”120黑白照相机，还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即使是留存下来的那个年代的照片，多数都是爱美之心爆棚的女生们，也不一定都能拥有一台照相机。这样一来，稀有资源只能供给她们留住青春了，根本就不可能去找没有人影的工厂和车间。即使有一些工厂车间的角落，也都多是作为美女们的背景和配角才侥幸留下来了的。

工友胡蓉和龚鉴蓉，背景就是我们厂

2014年的贵州塑料厂，内部应该是关停并转了的

这些工友们无不洋溢着青春气息。这张照片也是现在见到厂内车间的少有的照片了

今日厂内景况，自从上世纪90年代被赤天化兼并后，现在里面分成了若干私营企业作坊

       现在看来，从一个大的时间区间，会见到世事人伦的巨大变迁，半个世纪的光阴弹指一挥间，世界的本质就是变化，能够在这种变化中挺过来的就是幸运儿，还能够身心健康往前走的，便是强者。难怪老祖宗归纳出《易经》，就是洞悉世间万物川流不息的变化着。

我的师傅杨建文

       我是1979年3月参加完军训和挖防空洞后，分配到板材车间的，带我的师傅就是杨建文。

       杨师中等身材，微胖，有一些威严，说起话来比较缓慢，还是比较温和的。师傅的形象属于俊朗和阳刚气十足的，对我们新徒话语不多，就叫我手勤眼勤，干一段时间就知道几斤几两了。但师傅带我的时间并不太长，就被突如其来的不幸事故断了我们的音讯。

       那是1979年中下旬，师傅带了一批职工到山西太原学习，遭遇到了太原城里面的一批盲流，见我们工友中有些女娃娃漂亮青涩，就到旅馆肆意骚扰，男工友见状就与他们周旋，后酿成了一场群殴。有人找来带队的杨建文师傅降温调解，抑制双方的怒气，瞬间被几个盲流殴打，头部后面被重击一棍，当场不醒人事，两三天后就在医院离世。

       此事是由厂党委书记李志强和保卫科长吴春联负责到太原处理的，并带上了师母杜明珠阿姨及杨师傅的妹妹一同前往。一路上，李书记都不敢告诉师母真实情况，对于处理这类事情更是缺乏经验，火车到太原途中都只是告诉说杨师是得了疾病，最后时刻才告知了噩耗，当时师母就情绪失控，当到达医院太平间见到杨建文师傅时，她即可晕厥。

       杨建文师傅和杜明珠师母两口子在厂里是一对恩爱夫妻，而且郎才女貌，被誉为金童玉女。后来听工友说，师傅和师母都谈到，之前杨师也多次出差，不知怎的，唯独此次出差，临行前夫妻双双都依依不舍起来，还流泪了，杨师傅还说很奇怪。看来，是不是真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呢？

       随后，吴春联科长和杜明珠师母两度赶赴太原，什么都不要，只要惩办凶手，使得凶手伏法。

       现在看来，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能够理解受害人家属那种执意惩办凶手的决绝。那个时候我国的社会治安还十分严峻，出门容易被偷被抢，都说保命才是最重要的。直到九十年代，从西安到成都的火车和公路还曾出现过车匪路霸，居然会有人中途上火车拿着凶器挨个儿抢财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乘客、路人等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至于要不要以牙还牙惩治罪犯，还是孔夫子说的那样，“以直报怨”，因为社会还没有进化到“以德报怨”的水准，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后来厂里决定，按照见义勇为对待杨建文师傅的因公殉职，并且派人道遵义火车站迎接骨灰。

       后来，师母杜明珠拖着两个孩子艰苦度日，并与建行工作人员组成家庭。听人说，建行那个人四十来岁时病故，真是祸不单行。

遵义老火车北站

       自从杨建文师傅离世后，我和几个新招的工人就重新分派到其他车间工作了，我是到的机修车间，学习的是铣工，就是锯金属的活儿。没有干多久，就到106地质队代课教英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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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友《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