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982年冬天，注射车间的邓荣英触电受伤了，电弧光严重烧伤了她的左手手背，表层皮肤几乎完全变黑。工友们找来厂里面领导乘坐的吉普车，立即送她到了较近的427医院。

       那个时候，厂里面各个车间冬天取暖都是用的煤炉，唯独注射车间不允许烧煤炉，只能用电炉取暖。

       那一段时间，厂里使用的是一台进口的外国产的1400克高压注塑机，是在当时很先进的有可能是从朝鲜或罗马利亚这些当时的发达国家（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人家朝鲜从电影到汽车都比我们好，当时有一种比解放牌稍小一点的“朝鲜车”，噪音小，电影就更不用说了，完胜我们当年的《青松岭》一类的电影，如《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故事》等等，华国锋时期还从罗马尼亚引进了拖拉机生产线，齐奥赛斯库的儿子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书记还访问过我国）进口的设备。所以厂里和车间都是按照规范行事，并且严格执行了的。

邓荣英在国外进口的1400克高压注塑机旁

       当过工人的可能都知道，工厂里面的大型动力设备使用的电力与民用级的两相交流电220伏特电压不同，多采用三相360伏特，也就是说触电的后果更加严重。

       我小时候经常触电，有上海牌小轿车防止人触摸的36负电压，触摸后被电打的火花只有小小的星星点点，也就是周身有点发麻。后来我们研究透了这个小伎俩，只要用竹杆将小车下面的接地线挑起来就没电了。民用级220伏电压就要厉害多了，常常是周身都震颤的半晕厥状态，过后心跳很快，手会麻一阵子。最常见的触电就是去教室取日光灯的启辉器来玩儿，文革期间不上课了，翻窗户进教室去总有收获。由于都是用手去触摸，就经常触电，特别是启辉器被人取了后的电极触点露在外面的时候。最严重的一次触电就是与小朋友比谁胆子大敢去摸露天电线杆掉下来的电线，那个时候不知道穿塑料鞋可以绝缘，看见别的小孩摸这都没事儿，就过去直接抓电线，那一次就被电打得够呛，躺在地下晕了一阵子，就没事儿了，该干嘛干嘛。但是小时候还没有被工厂中车间里的工业用360伏的电打过，只是见到过工人触电后半边脸或者手被烧焦了的状况，那样子看上去还是有点吓人，我们是不敢去乱尝试的。

       我们的工友邓荣英那次就是被注射车间里面的360伏工业用电击伤的。那天她早早上班后，打扫完车间里的卫生，就去推电闸，猛然被电弧光辐射烧坏了左手手背，表层皮肤都完全烧黑了，就像我小时候看见的遵义丝织厂工人触电的那种情况，当时触电的炸声百十来米都能够听得很清楚。

       邓荣英在427医院住了8天，其间同一车间的工友张玉芳、毛小燕等轮流陪护，锅炉房的王坤龙、肖新民等工友一下班就到医院去探望，带点好吃的，嘘寒问暖，有时候还陪着到附近的桃溪寺敬老院和河边走走。据邓荣英说，平时工友们各就其位在自己的岗位上干活儿，但是当遇到有事儿的时候，大家都能够聚拢来，一方有难八方持援，那种兄弟辈姊妹群的亲亲相护，着实感动了她，数十年来都是难以忘怀的。

       这就是组织的力量，工厂和机器把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了。与农村单家独户各自管好一亩三分地的情形不同的是，在工厂里面，大家是一种牢不可破的相互协作关系。我们的工友在困难的时候，休戚与共，有事大家站拢来，就能够看到成绩，看到光明和提高我们的勇气，去克服暂时的困难。

工厂的改革2：从卖塑料薄膜到计件工资

       在前面的图文《工厂大门4：厂里面4工厂的改革1/放开资本主义尾巴了/钱藏在哪里/认识全世界和汉字简化方案》中谈到了八十年代初贵州塑料厂放开资本主义尾巴，派人到遵义地区的各个县城去卖花色繁多的塑料薄膜，深得老百姓的欢迎。

       到了夏国华担任贵州塑料厂厂长的时候，也就是1982年左右，塑料厂里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由按计划完成定量任务向计件浮动工资的转变。

       开始是计划经济的色彩比较浓重，以邓荣英她们所在的注射车间为例，在一个月度内，只要完成了计划任务，就可以回家休息，经常是一个月提前五天或十天完成任务，也就是可以放假回家休息5到10天。后来夏国华推行按计件浮动工资的内部管理方式，工人按月度工作量来发放工资奖金，这样一来，一方面扩大了单位时间内的生产规模，更重要的就是工人工资奖金与劳动产品挂钩，以前平均每月34-40元的，这个时候居然就可以拿到160多元，远远超过一个副县级领导干部的工资水平。

       当然，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工厂领导的管理理念十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开放搞活的市场环境，否则生产再多的产品卖不出去，资金不能及时流动和回笼，产品和资金积压，领导就会拖地方经济的后腿，甚至犯错误。这样一来，夏国华的工作成就得到充分肯定，后来就到遵义市（县级市）当市长或书记去了。

       那几年中，贵州塑料厂除了生产备受市场亲睐的华彩塑料薄膜之外，还为贵州海燕电视机厂生产电视机外壳，为风华冰箱厂生产冰箱外壳和塑料容器件，同时还为国防厂矿061系统生产炮弹的塑料外壳等等。这个时候，既有国家统购统销的计划内产品生产，又有灵活为市场生产紧俏畅销的产品，工厂开足马力，工人使出全力，每个月末都有惊喜，那可能有点像初恋的感觉。

千家万户所渴望的海燕电视机和风华电冰箱外壳就是我们厂生产的

四十年一挥间

       毛泽东1965年写的并于1976年元旦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有“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的诗句，我们的工友这四十年，就不弹指了，挥手吧。1976年元旦我是在正安县土坪区乐俭公社革新茶场木楼的二楼寝室里听到了这首诗词的，那时当知青，当时听得热血沸腾，其情也真。

       这张黑白照片中的三位美女工友，左边是毛小燕，右边是邓荣英，中间这位叫周建黔，从名字就基本上可以判断出她或者父母是外地来到贵州的。周建黔的父母都是上海支援贵州来的，而且都是在塑料厂工作，由于她大大的眼睛长得真漂亮，大家都叫她“猫咪”，后来到郑州轻工学院校学习了两年的统计后，就到了供销科工作，再后来就调到遵义公共汽车公司去了。我们的工友，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工作一段时间就各奔东西，但是每年相聚，特别是五年十年大聚，大家又会从四面八方归拢到一起来，已然成为了一个大家庭。

       这张照片基本上可以反映出那个年代的青少年的审美取向，长辫子妹妹头的确良，辫子可能就是源于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喜儿的形象吧。有所进步的是，人家喜儿就一条长辫儿，咱们的工友有两条。

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之《北风吹》

       2019年3月15日，当我们这批工友在风景如画的遵义团泽聚集的时候，大家首先最感慨的莫过于光阴似箭，还有一点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长得越来越像了，特别是男工友都在朝着身宽体胖头上中央支持地方的倾向日显，岁月已经把工友们的特色逐渐磨平了，这个时候才真正感觉到世界是平的，也是十分公平的一件事情。但是，不变的是友情和对生活的热忱。

       相对而言，女工友们眼睛还是那么大，刀枪入库不爱武装爱红妆了，腰还显瘦，舞姿翩跹，秀色还是有点可餐。

王坤龙的衣架

       兄弟辈王昆龙在我们这个群体中算是大哥大级的，没想到他能够大到在我们的小姊妹群里成为被红花捧着的绿叶。

       虽然看上去美女们像是要脱掉他沉甸甸的厚衣服似的，但是我可以作证：是为了和她照张相，因为很亲，他就已然是大哥大的样子了。

       后来经过考察，这两个姊妹是毛小燕和邓荣英，几十年来都把王坤龙当成了他们的大哥，绝不是为了照相而一时间的心血来潮凑凑热闹。我与他们一块上了团泽的阳明书院，里面陈设雅致清净，在这里，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合行止，卓有一番先贤气韵。

       咱攀谈中，邓荣英总是感念几十年前被注射车间的电弧光击伤的时候工友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加持，毛小燕也谈到在很年轻的时候，昆龙经常罩着她们，时不常给她们做点小玩意儿高兴高兴。其中就谈到那个时候，王坤龙还在锅炉房上班的时候，一有点空闲时间，就会找些钢丝和塑料皮的边角废料给他们做了许多的衣架。

       近40年过去了，这些衣架还在使用，而且比街上买来的还要好使。

       我见到这些衣架的图片后，十分感慨：那个时候，一个兄弟辈的大哥，为姊妹群里的小工友，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精工细致地出了些细活儿，做的这些穿越了近半个世界的日常用品，确实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由此，我还想到了母亲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买的杯碟，她虽然已经远行30年了，但是见物如面。

       我们这些人、那些事以及那些物件，都是时间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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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工人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