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我是在遵义四中读书的时候萌生了上大学的想法的，高考却考了四次，从1977年考到1980年，前三次是理科，最后考了文科才上了位于武昌大东门的湖北财经学院，财80二班，一直住在学生楼13号到1984年毕业。

1977年在正安一中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1978年在正安一中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1979年在遵义四中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1980年在遵义四中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1980年湖北财经学院录取通知书《新生入学注意事项》

       从1973年遵义四中英语老师蒲培芳说我可以努力学习推荐去当工农兵大学生，1974年四川外语学院72级英语系唐智勇大姐一行来遵义开门办学说上大学并不难，到1977年改变推荐上大学的方式为恢复高考，我都赶上了并积极参与进去了的。

       1977年和1978年是在我下乡的正安县参加的考试，地点就在正安一中，那是正安县最好的中学，在革新茶场的时候常听知青战友讲起教数学的曾老师，教体育的苗族老师和他漂亮的老婆。

       在遵义四中上学的时候，听一个学长侃过，说文革以前的高考戒备森严，门口还要架机枪，当时我就觉得那个场景太有创意太吸引眼球了。所以，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就想亲自去感受一下那种魔幻般的氛围。结果令人非常失望，一点都不庄严。当时参加高考也没有抱什么希望，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英语偏科很厉害，其他科目在不怎么学习的年代都是成绩平平，既没有回城补习，也没有专门抽时间攻书，应付高考麻烦就大了。这样一来，反倒还很轻松，到了县城，逛逛街，看看电影，十分惬意愉快，高考落榜也不失落。那时，在乐俭还有个同样对高考不抱希望的农村考生，更加奇葩，他说参加高考是为了好找媳妇，只要人家听说参加过高考，就会另眼高看，我们觉得太有意思了，不知道他的这次高考是不是为他赢来一个可心的小芳。

       真正对高考上劲，还是从1979年开始的。那一年3月，我从农村招工到了贵州塑料厂，几个月后被派到106地质队代课教英语。这就使我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我后来的妹夫魏宇当班长的遵义交通局理科补习班。但是这次考试虽然初选了，分数却没有上本科线，只能够上大专，便放弃了这次机会，把老爹气坏了。

       1980年2月14日，也就是过年前两天，我又心血来潮在南门关下面的丰乐桥上决定次日由理科转文科，上了未来妹夫魏宇的大哥魏卫当班长的遵义文化小学文科补习班，这又把老爹气狠狠气一回。甚至1980年高考分数够出省线被湖北财经学院财金系财政专业录取后，由于没有像我们这个文科班前两届上北大、北师大，还是想放弃重新回炉再考一次，那一次，老爹就快被气没气儿了，以前都是有什么事情不露声色请旁人开导，这一次好像他又准备直接开导了，幸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1980年我的高考分数是279.5分，离贵州的重点大学分数281分还差1.5分，在文化小学文科班考第一，遵义市第七，贵州省第六十九名；遵义市第一名的是一个叫李晓的应届毕业生，300分左右，上了武汉大学。贵州省当年重点大学指标66个，只有61人上重点线，多出来的5个指标转到云南省去了。相比较而言，我们这一届文化小学文科班最高分居然没有上重点线，而1978、1979两届的头名分别上的北京大学（罗广荣）和北京师范大学（范源新），这就是我还想回炉重读的原因。当时遵义市的文科社会考生宋思阳就上了重点大学西南政法学院，他就是我遵义四中宋琪同学的兄弟。1980年我参加的高考考场就在母校遵义四中里面，考试教室就在靠近遵义宾馆那边的一层后侧楼梯旁那一间，那里就是我从遵义七中转学到四中来上初一（5）班的教室，监考老师就是我在这里上中学时的体育老师李亚林。我每科都是较早交卷，他都会拿我的试卷与另一个老师窃窃私语，当他看到我把英语和数学试卷都做得满满的时候，他也有些亢奋起来，我听到他说“我们考场的这个考生出省了”，那种感觉，是的四年的努力和忍受十分值得。

       在高考的这几年里，希望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都有一如既往一直挺我的白世明、侯兴灵、雷开云、何成、封志刚这些同学朋友。

与贵大哲学系的白世明在花溪公园留影

与中学同学贵州农学院的侯兴灵合影

与好友封志刚合影

与小学同学何成合影

       1980年从理科转到文科班以后，心气足了起来，很快历史地理跟了上来，政治语文在班上属于中上，但是数学和外语却都是遥遥领先的，这就决定了我在这一年高考中的格局。一过年就在家里的墙上贴上大幅励志的打油诗：“会当绝顶志高远，不上北国则江南”。那个时候除了代课上班以及弟兄的活动外，每天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高考科目上，每天休息的时间也就三四个小时，加之营养不足，曾两度晕倒在旱厕里面，幸好丝织厂的厕所再简陋还是有些围挡的，否则就如古之齐侯“陷而卒”了。       

大学之道16：谌红的高考

       上一篇图文谈到过，从文科班开始，与谌红结了一段情缘，本想像红豆那样采撷来挂在胸间的，却被弄掉了。还好，几十年来并没有因为不聚而散，与谌红和她的家人都成了亲人似的，不是亲人甚是亲人了。

       1980年4月16日，谌红给我拿来了一本浙江省编写的《语文高考复习用书》，我当即作了记录。

       4月16日那天下午心情十分温暖，那时我已经开始很注意观察这个板桥来的聪明漂亮的16岁小姑娘了。那天穿的是一件红底白圆点的花衣服，后来我提到过若干次，她都记记忆模糊似的，直到前几天我告诉她要写回忆图文，叫她发些老照片来，才见到那时的模样。

       其实，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补习班里可算是相互之间有了好感，我们都不明白恋爱是怎么回事儿，即使是心向往之，也心中没底。以至于1981年左右，父亲在遵义卷烟厂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工，我叫她林姐，昙花一现，当时心中的天平在谌红这边。1982年2月14日，我还带遵义虾子的大学同学黄维健到电影公司二楼中间去见过谌红，黄维健说不错。那一段时间，谌红家老房子拆了重修五层楼房，她家就临时搬到了电影公司办公楼来的。后来我的父亲听说此事，居然通过其他人核查情况，还想走正规程序商榷此事。那个时候，连我自己都吃不准是什么情况，总觉得是自己一厢情愿吧。真正谈及立家之事，已经是在1983年及以后了。

       事情发展到1985年，就到了我们之间要作个抉择了，事情越来越具体，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我于同年年底结识了现在的夫人，并于1986年结婚，还带着夫人去过一趟谌红的家。我总觉得有过那么一段美好往来，即使是不能走到一起，也不应该老死不相往来。而应该像歌德、海涅他们那样，握握手，友好地道一声“再见”，而不是不再见。

       事后我一直觉得谌红这个漂亮的女孩子若干年高考未第，主要是干扰比较多，其中也不乏我的影响和耽误，凭她的禀赋是能够上大学的。1986年我回遵义听说她上了电大时，到了她家，说不行，叫她去把学退了，带着她穿过杨柳街，来到遵义四中报了文科补习班，还去了蒲培芳老师家。随即通过书信两周一次辅导其外语至高考。

       同年八月，当我在遵义四中大楼背面的过道旁的橱窗中见到了谌红榜上有名，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虽然再考也有风险，但我始终认为她有这个能力。

       回京后，告诉她我们还是正常的朋友，别为俗见从此不见。

       1990年谌红结婚，甚感欣慰，告知她五年内我们不再联系，以后再接上。这样便于他们继续往前走，五年的时间大的方向都能够稳定和上了正轨，那个时候，大家可以继续友善往来。有缘无分天注定，有情有义靠人为。我始终认为不能单纯以结果来证伪以往。李商隐《锦瑟》里就讲过：“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995年我到遵义民政局去见到了她，那个时候，她在该局办公室的工作已经出类拔萃了。

       看来，不论男女，经过爱的磨砺，才会坚韧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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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不朽的经典《We are the world》

鸣谢：谌红无私奉献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