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贵阳的火车

       1979年和1980年这两年的高考，对我来说是比较艰难的时期。一方面是有希望了，按佛家的说法就是逐渐开始有了执着，反倒感觉到了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父亲总说我“好高骛远”，还有一些人往往就是恶语相向了，；再有就是感觉到了要弥补的东西很多，特别是1980年2月14日转到文科，历史地理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东西。这些都令人十分不爽而压力倍增。

       但是，长期以来从白世明、魏卫这两个亦师亦友，以及中学同学侯兴灵、雷开云及左林等的精神鼓励，总是觉得人活一世，应该有所作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笔记本扉页

       从中学时代就了解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困难的时候，总是能够给人带来巨大的精神鼓励。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就成了那个时期的座右铭。这样的500年前的警句，可以使人抵御各种各样令人气馁的声音，陪伴着我度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

       很小的时候，由于不爱听从大孩子乃大人的摆布，经常一个人在角落里默默的一个人玩，听到对我们智商的差评比较多，常常被叫“憨儿”，我也曾经怀疑自己诸如语言表达、抽象思维等方面的能力，这也给人带来过烦脑。后来我悟到一个道理：人的天生禀赋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各有其擅长的方面，但是这些智商之和都是一个差异不大的平均值，除非有病或者天才。

       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时刻在考量着我：我们因时代的原因，如左林同学在信中所说的那样，中学毕业的我们仅仅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面对1977年进校的正规三年制高中学生将于1980年毕业，我们社会考生上升机遇的缝隙在关闭。但是我认为，对于文科而言，社会考生的窗口期还有几年，而且我们随着年龄增大，分析力在增强，多一年或者几年的文化知识的积累，加上自信心的巩卫，并不会丧失竞争力。有了这样的是思想基础，加上戮力拼搏，考上大学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1980年8月等来高考分数的时候，对于我们的高考预期还稍显缺憾，没有上重点线，仅仅差了1.5分，也就是贵州省当年高考重点大学录取线是281分，我考的是279.5分，这与我们这个班前两届一个上北大、一个上北师大相差太远，已经动了放弃上学再回炉高考的念头。但能够出省了已经能够如家里条幅所言“会当绝顶志高远，不上北国则江南”的基准线，和大家一比已经令人羡慕了，再加上父亲已经怒目圆睁，也就作罢。

       8月26日晚上，我与魏卫乘坐火车到贵阳，就是想为了提前几天知道高考的录取情况，如果有机会顺便查查分数，看看有没有被搞错再上提几分。那个年代，都听说的是通过查分增加分数的，几乎没有听说一查分减下来的。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晚上，车窗的风掀动着我们的衣衫，心也随风飘逸，我们提议各作一首诗来纪念这样的夜晚。

       魏卫诗云：“……问否及第赴筑城……”

       我随口吟道：“情满怀兮赴贵阳，列车飞奔兮秋月朗，清风抚我兮路途长。”玩起了大风歌，半个月后我把它抄到了笔记本上。

       我和魏卫一同到了当时贵州省高招办临时地点的马王庙去听取结果，遵义招生办的李明惠对我们这一大群人说，大家不要着急，录取结果会慢慢下来。当我们到跟前问他时，我就报上了姓名，他查了一下手里的几页纸，说“王更生湖财”，当时我一方面在大家的喝彩声中一块石头落地，另外觉得这学校简读怎么这么难听。魏卫得到的回答是，他的分数上省内本科没有问题，叫放心等通知的。后来了解到，当时高招还是手工投档，贵州大学中文系以年龄偏大退档，贵州财经学院感觉数学分数偏低退档，最后结果是上了遵义师专。后来听说那年高招有些人出了些状况。

       那天到马王庙查了录取情况后，我们来到了贵阳的黔灵山公园，还钻了一次公园里面的麒麟洞。这个地方曾经关押过张学良和杨虎城，前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越往里面越小，几乎是爬着挤过去的，十分憋气，人都会喘大气儿。从当时与魏卫的合影就可以看出，明明是分数已经上了贵州本科的，但是就因为年龄偏大就被退挡，其心情可想而知。更远一步说，那些被彻底耽误的人们，会怎样看待那个荒废了他们青春的时代呢？

       回想起上大学的梦想和高考历程，真是一段峥嵘岁月，每一个时期的每一个机缘，都遇到了那些提振我们信心的师长挚友。1971年遵义七中那个漂亮的上海女老师张国楠让我当英语科代表，从1973年遵义四中英语老师蒲培芳说我可以努力学习推荐去当工农兵大学生，1974年四川外语学院72级英语系唐智勇大姐一行来遵义开门办学说上大学并不难，到1977年恢复高考，还有中学时的班主任彭蕾娜老师、坝坝娃儿亦师亦友的白世明、魏卫、韦思义，中学同学侯兴灵、雷开云、左林以及心灵的朋友曾昌国，以及文化小学文科班的老师和同学，这些人和事，都被我万分幸运地遇见，成为我补上短板克服困难走向一个大的视野的精神支柱和力量之源。

       人生，最好是在最好的时候遇见最好的人。

大学之道17：名画中的千古诘问

       千禧年后不久，无意中翻开一本旅游画册，斑斓的色彩拙朴的画面引人入胜，那就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作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创作于1897年。

       由于日益厌倦文明社会而一心遁迹蛮荒的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成了原始部落的一员，高更1897年创作了《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这无疑是千古诘问，而且是西方惯用的表达方式，类似于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里的神谕“认识你自己”，我们的祖先屈原《天问》一口气问了169个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古人来说，可能是上天的旨意，而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仍然适用，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三个问题。

       面对高更的调色板及其近乎原始塔希提油画，边看边思，似为一种灵魂的洗涤和情操的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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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Alizee《美丽的小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