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底色

       现在想起来，我的一部分人生底色是在高考离开贵州遵义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时间点就是在1980年9月从贵阳开往武昌的火车的那一天之前吧。那个时候，理想如少年，思想得益于但丁，知识的热情被文科班地理老师赵子荣、语文老师曾祥铣那样的激情磅礴点燃……更多的还是在这22年的时光里，发端于记忆的诞生，从此之后亲身经历、亲眼见证的人和事情，就构成了我生命中一层厚厚的底色。那些人和事情的大多数，都在今天这篇图文之前的180篇图文中提到了的，但那些人和事被陈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加深刻的内涵，还有待于我的回忆图文梳理完成后再来选择一些内容详说。  

       事随人走，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若干的故事，坝坝娃儿的韦思义、杜黔生、梁杭生、梁秋霞、高永华；小学时期的郭老师、陈文华老师和同学韩剑萍、刘洪耀、张志进、肖湘黔、冉刚和长辈李莲蓉；中学老师彭蕾娜、周述德、蒲培芳、张国楠和同学吴跃、吴安蓉、雷开云、饶洪生、石建、包林、焦永、刘秋蓉、陈亚娟、谢群弟、左林、王亚遵、聂丽娜、曹文俐、范安丽、鲁远蓉；四川外语学院的唐智勇大姐；知青时代的公社书记杨本刚、妇联主任陈世珍、队长赵世宣及其老伴儿三娘、公社干事小老虎赵孝林和战友黄国英、张羽鸿、王文福和乐俭民俗文化学者赵友常及北京来的吴宝元老师；土坪中学的翁丽娅和吕宗明；高考文科补习班老师赵子荣、曾祥铣、余克常老师和同学魏卫、谌红、王文平、赵川东、刘广荫、陈晓杰、席玉黔、赵继猛；贵州塑料厂的吴春联科长，工友龚鉴蓉、吴爱玲、邓荣英、王敏、王坤龙、陈爱萍伊宏伟夫妇等等，这些生机勃勃的生命，仅仅是我22年的人生经历中的极小部分，其中的每一个人，在我的生命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都有专属的故事。其中，又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我在以前的图文章节里专门简单介绍了他们的人生经历。这些故事，就构成我那一阶段人生的一层厚重的底色。

       这些熟悉的面孔，从职业上分，有教师、公务员、军人、作家、记者、商人、工人和农民。例外的情况是，毛泽东、邓小平和黄帅是作为那个时代对我们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列举上来的。还有一些如八十多岁的黄伦婆、农村孤儿陆仲、五保户马祖祖等等早就远行的那些人，或多或少还在影响着我们思想情感。

       总体说来，对我的思想情感和认知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农民、工人和那些把青春献给了基层工作的人们，如知青队长的老伴儿三娘及其孙子赵亚林，小老虎赵孝林，公社书记杨本刚和妇联主任陈世珍，二姐黄国英，工友龚鉴蓉、吴爱玲、王坤龙、邓荣英，这个群体往往就是岁月静好的守护者，特别是城市改革和发展受到时代变迁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国营企业里面的工友们，任凭他们怎么努力，都难以跟上时代进化的步伐，最典型的莫过于像龚鉴蓉这样的工友，从1979年与我一同进厂起，就得到组织重视和培养，勤奋精进敬业，当工厂都不保后，自谋出路又吃尽官司，赢了官司却输了时光等等。

       我总在考虑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公权机关的一些人一下海就可能获得与其智力和体力劳动完全不匹配的高收入，一步到位与国际接轨，其中或多或少可能还是存在公共权力递延或者权力期货的情况。十分令人费解的是一些小伎俩就可以规避行政管辖，甚至是显而易见的违法违规却承担零风险，或者机会成本太低。这些看来是社会经济转型和治理进化过程中必然要有的一个过渡区间吧。之所以这样去考虑问题，就是由上述生命的底色决定的，也就是作为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这个分母，相对而言其劳动付出和收入却出现并不匹配的低收入。农村的三农问题早已引起中央的重视，并通过精准扶贫攻坚收效显著。就连我下乡的相对贫困乡镇的正安县乐俭镇也村村通公路，极其陡峭偏僻的核桃坪村也可以车行到村。

偏僻山区乐俭台

核桃坪公路

       我认为，公务人员重新择业应当适当让渡一部分个人的从业权，或者其重新就业应以现行法律许可的范围为准，如果现行法律存在瑕疵，在修改前也应遵循。

       我的人生底色主要就是工人和农民以及生活境况相对困难的人群，他们是我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看来，即使是1980年9月上大学离开家乡贵州遵义及以后，那一层人生底色也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基于这一层底色，于公想问题颇多，于私深感知足和感恩。

大学之道18：黎颂喜、阮晓宇、孙士钦和方黄洁雯

       前天，也就是2月13日Becky发来新年问候，我回复“喜姐牛年吉祥如意”。她说：“王司长，从来未有人这样称我，十分喜欢！吉祥如意！”我说”专属称谓“，她复”好棒“。

       Becky是香港普华老资格的人了，中文名叫黎颂喜，香港人，是位比我大几岁的大姐大，八十年代就入职普华了，可能还与孙士钦女士共过事。那个时候，大陆有一位女士叫阮晓宇的，经常就陪同孙女士来财政部税务总局与金鑫局长等会谈。

       1995年张志勇副司长带我和何俊雄、宋哲去香港宣讲税法。那个时候宋哲是流转税处的，工商统一税刚改征增销营两年，执法和管理过渡期的问题不少，所以宋哲就上台讲开了，还是用的十分流利的英语演讲。茶歇时，有位老者满头大汗说：”宋先生，你讲的税法不好懂，能不能讲中文？“后来宋哲就讲中文了。那位老者又来了，说”还是没怎么听懂“。再后来的宣讲活动中，宋哲讲中文，张志勇翻成英文。那一次香港之行，还有三件事情值得一提：一件是王翠萍喜结良缘，我们都予以祝贺，她就是接替杨传明担任第三任普华永道亚太区税务主管合伙人的；二是久闻德勤（香港）法规翻译团队非常强大，国内法律法规一周内都能够翻译成英文，当时我们已经与荷兰财政文献局合作出了三册活页中英文法律法规，对此很感兴趣，志勇还带我们去看了看，听那里的人说，工作压力太大；三是还见到了原来海洋石油税务管理局出去的宋伟，满口港白。

       那一次香港之行，Becky大姐还陪我去看了一场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那一次可见识了香港电影院的音响设备比北京的要好很多，与1988年我去新加坡学习时欣赏到的差不多。我还去看了一下阮晓宇，她可算是我的老朋友了，现在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但见面不多，她的先生刘书明退休前是总局信息中心的副巡视员，我们上班倒是经常同路，有时候就问题晓宇的工作。1995年阮晓宇工作地点已经从北京移师香港了吧，我就在香港与她见了一面（如左下图）。回想起这些事情，又使我想起了八十年代普华的孙士钦和安达信的方黄洁雯女士。

       孙士钦女士是普华亚太税务一把，经常与总局领导谈包括海洋石油税收在内的税收问题，每年还有一次大型研讨会。六四风波以后，外国制裁中国，孙士钦女士是首次率领香港工商代表团访问大陆的，国家领导人接见。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属于英国总督管辖，孙女士此行意义重大，也足见其能量。

       方黄洁雯女士是另一种风格，亭亭玉立十分高贵典雅，一看就是十分有教养的大家闺秀，英国总督时期她就是香港立法委员了。后来这家与普华平齐平坐的国际八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却因为2001年美国安然丑闻涉嫌销毁证据妨碍公务于2002年终止了其已经从业87年的世界业务而破产消失了，十分令人惋惜。

       最近几天财政部约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了，听说也约谈了其他几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四大都有我们总局和各地的以前同事，但愿与他们无关。

       正像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开头那几句话一样，所有的往事，只要一想起来，总是像被金线串起来的五光十色斑驳陆离的璎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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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青春万岁》王蒙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