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武汉话

        葛亮同学在大学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时的新校区师生座谈会上说的“老师满嘴湖北话，虎里马里是说啥”，似有同感。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说话南腔北调，文化多元一体，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大家。

        按这样的逻辑说来，我们湖北财经学院财八零就是一个中等家庭了。两个班各41人，共82人，分别来自华北、华东、中南、东南和西南五大区的北京、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和西藏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就拿我曾经工作过两年的厦门来说，厦漳泉和台湾通行闽南化，往东北方向车行两小时就是莆田话，再走一小时福州话，话话不通。就一门闽南话来说，我的感觉是，其难度相当于三门英语吧。反观之，财八零福建来的林亦明、邹定楠、许荣荣、吴敬快和吕炳金要讲好普通话，起码就相当于又学习了两门英语，难怪大学四年下来，他们的方普还是那么执着。

        今天要讲的武汉话，一入校基本上都能够听懂其字面含义，只是其当时的语境是我们应接不暇的。

        一是刚到武汉的时候，百事新鲜，放置好行李后，目光就在校园之外的武汉三镇了。

        武汉确实很大，大到了一时半会儿都不知道从哪里下脚。先是与黄维健逛了闻名中外的黄鹤楼，留了个影，然后就想到去开拓一下味蕾探险了。于是，便有了与武汉话亲密接触的第一次遭遇。时间：1980年9月的一个骄阳似火的某日；地点：汉口六渡桥武汉著名的热干面馆。

        这张照片是面对黄鹤楼，背靠长江大桥。据介绍，武汉长江大桥是苏联援建项目，1957年建成，耗资人民币1.38亿元，主桥长1155米，通公路和铁路两层，号称“万里长江第一桥”。

        从湖北财院北门外西行三百米的武昌区武珞路上的湖北剧场到汉口六渡桥的这家热干面馆，这一趟真是费了不少周折，先乘坐10路电车过长江大桥和汉江大桥，穿过汉阳到汉口的武胜路附近转车，武胜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新华书店，这也是我们后来的四年中经常光顾的地方。到达目的地后，见到的是一间长方形一百多平米大比较整洁的餐馆，除了卖热干面之外，还卖汤包、豆皮一类的地方小吃。当时还有十来个人在排队，我便兴致勃勃地跟着排了起来，想的都是大武汉这一知名的地方小吃店的热干面究竟什么美味，比学校见识过的热干面早餐又有多大的不同。不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加三儿到我的前面，我便轻声请他排队。接着，突如其来的五雷轰顶整个把我弄懵了，总体感觉到了是我的错，这是武汉话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和武汉人的火爆脾气。从此，就常常想到的是，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偏不倚在这里爆发，地点就在湖北剧场旁10路电车附近的武昌红楼，当年革命军就在我们常去的蛇山高处架了一门炮，据说对准汉口打了几炮清军就投降了，原因可能就有这里人火爆脾气的因素吧。

        二是政治经济学课，老师第一堂课，就用纯正的武汉话告知：要学好这一门课，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豪不怀疑，诶就是好，就是科学。自此以后，就没怎么上这一门课了，完全是靠中学和农村自学的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蒙混过了关。其实老师这样宣称也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思维定势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不能够怀疑，而政治经济学正是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另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那个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着各种新思潮和争论，虽然南京大学教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刚取代“两个凡是”，但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并没有深入人心，存在着理想信念与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知方面的冲突。虽然哲学课已经知道了相对真理，但是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就发现存在着理论思维的禁区。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的老师的观点是一种主流社会的理论观点，符合信仰理性。但与此同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又使我们年轻人看到了作为科学的理论与作为信仰的立场之间的差异，前者是自由的思想，后者是坚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实践。所以，当老师在课堂上宣布政治经济学的不可怀疑的学分基准时，我们的表现就是抗拒。

        刚成为大学生，还试图用诗语说事儿。

        刚入校的时候，雄心勃勃列了一大堆数目内容，结果很快就南辕北辙，我和王永庆等同学见到的校内校外的新鲜事情总在冲击着眼球和思想。那一段时间，我们聊得较多的是梅林的《马克思传》、青年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参与过的青年黑格尔的思潮。当时只知道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只是作为基本原理被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接受，并不知道后来参加学习《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和列宁时期的各再版序言中发生的一些进化。

        三是去我的表叔家，他们就住在小东门靠近铁路旁边的一栋四层楼的二层中间。表叔说了一口略带川味的武汉话，但表哥表妹们都是纯正的武汉话了。去表叔家给我最大的打击就是：谈到湖北财经学院，表叔总是有些不削一顾，说那就是湖北大学，后来叫财专，也就相当于中专，还说我们学校文革期间撤掉了。从我们进校的时候看，校园里面还有《湖北日报》社、湖北歌舞团和印刷厂的情况看，当时的学校确实受到冲击不小，以至于给我的亲戚们留下如此印象。

        通过这三次武汉话活活的教育，确实感觉到了好像武汉人多是暴脾气，以至于1986年我结婚时从重庆乘船到武汉时，上铺一个老婆婆大声呵斥五六岁的小孙女“你这个苕货！”十分刺耳。从此以后，就对武汉话产生了一种畏惧心理。

        其实，在大学的四年中，我们班上的尹诗玉和陈可欣也是讲的地地道道的武汉话，诗玉说得温婉尔雅，可欣讲起话来风趣可亲，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武汉话的印象。

        看来，六渡桥热干面馆先入为主的心理痕迹，加之那时候用武汉话使我的心理损伤的多重话语叠加，再加上“个板”、“苕货”之类的口头禅，都使我们对于这种语言有一种消极心理，即使是像尹诗玉、陈可欣这样有温度和趣味的同学四年的周公吐哺，也没有扭转武汉话带给我们的压力。

        温婉的尹诗玉

        时光荏苒，一些因缘际会，事情后来就有了很大的转机，也就是工作以后长期与武汉同事的交往，他们的幽默风趣精神风貌，以及流露出来的人格魅力，使我觉得：当初在大学时代，之所以武汉话躺枪，还是由于我们年轻气盛的时候认知方面的多元化，在我们来到武汉这个海派和京派文化聚集的全国地理中心，面对新的视听纷繁复杂，混沌之初，完全是凭直觉去感知世界的，恰遇屋漏碰到倾天雨，几次不如意的偶遇感知到武汉话，得出的印象未免有些牵强附会罢了。

        2019年在武汉与湖北省税务局老同事欢聚。后排中间的王延平，是不是曾经到我们学校进修并与许荣荣住一屋的校友呢？

        2010年在汉口秦川大厦附近与武汉美女帅哥同事，经过他们银雀般的丽声调校，渐渐地感知到了武汉话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浓重的方土温润。

        前几年长期借调到北京筹办“一带一路”国际税收合作的武汉同事吴洁蕙副处长。

        2018年与武汉的吴洁蕙及其领头儿的全国抽调北京支持工作的年轻人，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精选来北京帮助工作的税收专业+外语人才，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借调总局工作的武汉同事刘凯，小伙子太高了，干脆我就坐着合个影。他参加编写了《一带一路走出去税收指引》的总纂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特别是经历了去年的武汉封城，武汉人表现出坚韧不拔坚守抗疫，表现出大国大城的海纳百川砥砺奋发，为世界贡献了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一首《汉阳门》，倍感亲切。

        现在再听武汉话，有味道，好听，三国时期的大乔小乔，可能说的也近似于武汉话把。

        大乔小乔

        武汉的热干面，现在在六渡桥小吃城，20元左右一碗，在我们学校，即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老校区13号楼东侧的一家私人小餐馆，4元一碗，味道都差不多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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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分享两个短视频。前一个是“刘大白故事”公众号讲电影，这一集是日本的《海鸥食堂》，是我多年的同事姜莉在群里推送的，十分暖心。后一个也是多年同事，1984年一块儿分到财政部的贺连堂推送的马丁-杰奎斯《怎样理解中国》，从歪果仁的宏观视角观察大国竞争。

        如果你累了，看前面这个；如果不太累，看后面这个；如果精力亢奋，两个都看；如果快不行了，就别看了。

日本《海鸥食堂》

马丁-杰奎斯《怎样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