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行东南6：寻乌调查

2021年5月3日

        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应该是《毛主席语录》里的一句话，是六十年代末我们上小学时就背诵过的，这段话最早表述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出自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赣州寻乌县开展社会调查。调查进行了20天，对各界人士11人进行了访谈，形成了8余万字的《调查工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就是寻乌调查。《调查工作》印成小册子在红军中散发，并于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5月3日，我们参观了寻乌调查专题成列馆，确知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有别于以往农村调查而首次开展的城市社会调查。调查有周密的目录和方法，统计明细详实，得出＂大中地主的全部都是反革命＂的结论，这也是土地革命及解放后镇压反革命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政策和策略的思想基础。我上山下乡到贵州正安乐俭的时候，就见到过一个镇压过黑核坪地主的老汉，后来的同事的地主长辈也有遭到镇压的，均是由阶级斗争政策决定的，而与那些被镇压者的私德似无关系。

        我与同行的挚友笑谈，如果再有革命，像他这样有上亿资产的人，可能也成为镇压对像。由此可见，国家和平与社会和谐多好啊。

         从寻乌调查陈列资料还看到一组有趣的数字，就是1930年5月寻乌城镇2684人中，居然有娼妓162人，数量居然比地主和公务员多！这是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涉及到性伦理和社会学问题。

        从我们知道的1970、2010年代婚外性行为和性伦理看，与1930年代比较，可能存在如下差异：

        1930年代娼妓合法，性伦理弱化，性行为开放；1970年代婚外性行为严重违法并入刑，有通奸罪，并遭严厉道德谴责；2010年早已取消通奸罪，法律呈宽容趋势，社会誉论已不太谴责婚外性行为，涉讼仅有民事责任。

        现在被查处的贪官，几乎很少有不涉性交易的，而且社会更关注其性丑闻的娱乐性，反倒不太关心其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危害。以重庆贪官雷振富为例，大家似乎更关注其＂爱情＂，而忽略雷掌握的政府工程项目被交易造成的危害。

        中国在性社会学和性伦理学方面着手研究的人有社科院的李银河研究员、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但一些年轻人的社会调查研究更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以人为本。我比较赞赏李银河的坦诚和主张。

       谈到性学研究，不得不提北京大学二十年代的张竞生教授，他本来应该是与胡适等人同一段位的，但就因为过早公开谈性，与中国文化不兼容，咱们是只做不说的，太不雅观，所以他1926年发表第一集《性史》后就被娱乐，声名狼藉，生不逢时，落没而终。

        毛泽东在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为苏维埃政权生存和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分析判断。就其调查报告数据中所涉及的性现象所折射出的性伦理及社会学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至今远远滞后于社会的需要。

        现在另一种相反的倾向已甚嚣尘上，就是如同日本低欲望社会那样的平成废宅现象也在中国滋生，就是三合大神那样的佛系青年比比皆是，一方面在社会生存竞争上是高裂度深内卷低质效，另一方面个人生活却丧失冲动，表现为极晚恋晚婚甚至不婚、丁克家庭和单亲家庭，极端表现是啃老。对这一系列的新现象新情况的调查研究，看来是缺乏像寻乌调查那样的内在动力和总体目标的。像李银河研究员那样难能可贵的诚实的社会调查研究和屈指可数的实践者，反而遭遇无端嘲讽和辱骂，这与中国现在的国际影响和经济地位极不配位。

        有了调查研究，不一定有发言权，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一种认识论。记得一个同事的父亲的回忆录在谈到其做地方领导时反思道：做领导，高高在上，常常瞎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