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0、32、22：大寒过后是立春

引子

        大寒。三妹谌静私信我，说她发起的拯救猫咪众筹获得76笔6165元，还说大哥捐助的200元在第39行。这也使我想到郭柯导演的纪录片《二十二》，也是通过众筹得到32099人解囊相助才使影片排上档期。于是，更想到了那些老人。

关于中国二战“受害女”

        昨天上午十时三十七分，大寒。

        这是农历年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也就是说，大寒在岁末，大寒一过，就是新一年的立春，冬去春来，就是中华文化圈真正的新年伊始。

        然而，我想到的大寒，却是2018年的一部侵华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电影，片名就叫《大寒》。由此，我更想谈一下80后的郭柯拍摄的两部日本慰安妇受害者的纪录片《三十二》和《二十二》，片名是以纪录片拍摄时中国大陆尚存的“受害女”数量而言的，也就是2012年开机时还有32人，片名就叫《三十二》，2014年再拍时就只有22人了，就叫《二十二》。

        首先声明一下，“慰安妇”这是一个对受害妇女十分具有侮辱性的词，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女性苦难的一个罪证，国内也有用“性奴隶”的，我觉得用“受害女”一词来指代她们更好。我也十分赞同201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对此的做法，她指示美国政府，在美国所有的文件和声明中，禁用日语直译的“慰安妇”一词，而改用“被强迫的性奴”。因为日语“慰安妇”一词，英文直译是confort women，意思是“舒适女人”，即使是按照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来看，对妇女的人权和人格都是一种侮辱。而由日本一些有良知的作家和文化人所描述的“受害女”，却都把她们描述成“公共厕所”是的性奴，不能从血脉姐妹的视角去避免再次伤害。

关于图文标题《200000、32、22：大寒》

        从网络上找到的现有资料看，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大陆“受害女”搭二十万，要不是1991年韩国的金学顺老人首次以受害者身份举行记者会，揭发二战期间日军强征亚洲国家妇女充当性奴，是日本“慰安所制度”的体制性国家和集体犯罪，事实真相才进入公共视野。

        作为“慰安所制度”最大的受害国的我国民众对此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认知呢？

        2016年12月，央视新闻频道就上海一处“慰安妇”遗址去留对公众的采访如下：有人认为他们是妓女，有人觉得肮脏，还有人认为需要回避……

        凡是落不到自家姐妹身上的闲事，都以一种农耕文化自家只扫门前雪的心态泰然处之，动不动就进行廉价的价值评判，连自己那点糗事儿都顾不过来，哪管他人瓦上双呢？

        二十万，200000呀，莫说历史中的细节，就连血迹未干的自己同胞天大是的事情都一知半解，甚至无知到无耻，让侵略者怎么看？让全世界怎么看？这就是这篇图文标题《200000、32、22：大寒》的由头。

黄昏的歌谣

        面对那些穷途末路的“受害女”，或许就在我启文开篇的时候，她们中的最后一人轻轻地无冤无怨地挥挥手，不带走一粒尘埃，渐行渐远走入历史长河中去了。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仅以郭柯《三十二》和《二十二》两部纪录片中韦绍兰和毛银梅两位老人的歌谣，作为一种忘却的纪念。虽然命运多舛，生命坎坷，但她们的那种平和与豁达，却能给人以加持。

1、纪录片《三十二》中97岁韦绍兰清唱民谣《九重山》

        韦绍兰（1920-2019），广西人，日本侵华期间被日军抓去成了“受害女”，1945年生了一个男孩。逃回后丈夫不接纳，男孩从小被称作“日本人”，受到歧视。妈妈很乐观，鼓励孩子活着，声称世界多好。

韦绍兰和他的儿子罗学善

97岁韦绍兰清唱民谣《九重山》

2、纪录片《二十二》中92岁毛银梅清唱朝鲜民谣《阿里郎》

        朴车顺（1922-2017），出生在现在的韩国境内，常用韩语叫妈妈、爸爸、奶奶，被日军骗去做工，成了“武汉慰安所”的“受害女”。后定居武汉，抱养一女，现一家七口人，和睦。声称毛主席好，让她们像个人，就改名姓毛。

毛银梅和她的女儿

毛银梅清唱朝鲜民谣《阿里郎》

二次伤害和伟大的心灵

        郭柯导演的纪录片《三十二》和《二十二》，令人十分惊讶的是那些老人都年过九旬，探其究理，方知她们是中国大陆二十万“受害女”的仅存者，是靠着超乎寻常的坚韧不拔和强大的心力，闯过了人生中的漫漫长夜。其中，日军的加害无疑是第一次主观蓄意的国家和集体犯罪。但是，更加长期的观念和文化习俗的挤压，虽非出于主观故意，却客观上对她们构成了自二战以后长达六七十年的第二次伤害。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没有挺过来。

        她们的人生际遇，都在宁静与平和的民谣里化为如烟的过往，这些发自伟大心灵深处的歌声，总使人振奋和反省。

        但愿，大寒过后就是春来，那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