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97星洲记事22我们的朋友圈6新加坡记事小结：那些人
公务员97星洲记事22我们的朋友圈6新加坡记事小结：那些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百年孤独》里说：我们趋行在人生这个亘古的路途，在坎坷中奔跑，在挫折中涅磐，忧愁缠满全身，痛苦飘洒一地。我们累，却无从止歇。我们苦，却无法回避。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
1988年12月2日至1989年6月3日在新加坡税务署工作学习期间，见过的人很多，从手头的照片看，仅同屏者的照片就有55张，叫得出名字的有36人。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一本书都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就能看到外面的风景，还能看见更多的窗。我始终认为：人就是风景，记住风景中绚烂的瞬间吧。
没有照片及不全知名的三个人
就在我们快要结束在新加坡的学习之际，新加坡税务署安排我们5月29日参观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会计部和食品部，生生被这里的现代化水平和文明震撼，这与我们5月9日参观新加坡的壳牌公司炼油厂的感觉类似，规模大，现代化水平很高，不论是新加坡航空公司还是壳牌炼油厂，都是用上了电脑，这一点上，新加坡税务署还没有做到。当天下午和晚上，新加坡税务署徐籍光署长和另一个新加坡商界或中介的大佬郑基共同请我们去新加坡西海岸高尔夫俱乐部给我们饯行，我对此没什么兴趣，还不如到书店里去逛逛，就没有去。
参观新加坡航空食品部门
现在经常想起在新加坡的时候遇见的三个人，他们是：税务署特聘计算机专家陈友仕，来美世界中心接送我们的面包车司机林先生，以及菜市场那个热情好玩儿的小老头儿。
1、陈友仕
陈友仕先生是台湾人，后来到美国国家数据库工作，1988年接受新加坡国家数据中心的聘请为税务署建立计算机系统。因为从大学时就对计算机感兴趣，爱屋及乌，自然对陈友仕先生刮目相看；又因为那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对台湾来的人总是保持着一定距离和警惕，所以交往不深。
我在以前的图文中提到过陈友仕先生，因为在新加坡我们都是单身汉，加之聊聊计算机，就比较熟悉，还一块儿到Hacker Center（小饭中心）吃过饭。他是个有点严肃的理工男，话语不多，气质忧郁，在谈及新加坡的计算机水准时，负面评价比较多。我曾问他新加坡的计算机水平和台湾比怎么样，他说差八到十年。我的感觉是夸张了，感觉到计算机PC奔腾系统的286、386才入市不久。当时新加坡税务署确实还没有启用计算机，申报表都是微缩胶卷保存在Fulerton Biulding大厦的地下室，我们还去参观过。
新加坡税务署Fulerton Biuilding 一层小额税收及现金办税大厅
1989年2月24日，陈友仕先生还带我们去了不在Fulerton Biuilding 新加坡税务署主楼的另一处专门从事计算机开发的Electronic Branch（电子分部）参观，并请那里的周素兰女士给我们介绍情况。我还问他计算机推广最难的是什么，他说是人，就是在计算机前面敲击键盘的人，其他的软件开发、硬件配置都很简单，人不行就彻底完了。他就是为培训计算机人员的事情，与有关部门产生龃龉，十分头疼。
与陈友仕先生的短暂交往中谈及的计算机开发使用中的那些问题，在10年以后我国税务系统的计算机开发使用过程中，得到验证。我记得金人庆在谈到计算机使用时，就说过1998年实现无纸化办公，后来还谈到税收征管、发票稽核、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计算机四个覆盖，但时至今日，办公还是纸机双轨，四个覆盖为时尚早。现在的情况是，在金税工程、纳税服务方面，计算机成果明显，数字人事还在推进。每想到这些，自然就会想到陈友仕先生说的那些计算机常识问题，有时候还会联想到1983年好友白世明邀我到遵义地委党校去听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讲信息革命浪潮的讲座，那种感觉既遥远，又好像指日可待似的。
2、司机林先生
我们到新加坡后的一段时间，税务署为我们租了一辆面包车（van）来美世界中心接送上下班，司机就是林先生。
每天早上7:30乘车的美世界中心组屋下面，这张照片是我特意请卢云拍的，因为这里的故事很有趣，就留下一个纪念。
就每天乘面包车，确实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
一是十个人和两匹狗的故事。每次我们下楼等车的时候，7:25左右，就会来一辆车为每一栋组屋的保安换狼狗，一般一车拉两到四匹。当这件事情与我们乘车同屏时，戏剧性的一幕总令人啼笑皆非。那就是，几分钟之后来拉我们的车跟狗车一模一样，我们是十个人乘坐一辆，名曰中国高级税务官员。还看得出，那个时候新加坡的车辆出租，已经很发达。就拿新加坡税务署来说，除了徐籍光署长由政府为其指定租车，而且费用由他在定额的活动经费中支付，其他用车，多为市场租车。
二是司机林先生自带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上车后，开始都会感到十分不解：林先生自己带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车上的收音机是拆空了的。他告诉我们，按照新加坡法律规定，如果车上安装有收音机，就视同司机租用，每月要他支付50新元租金，而买一台收音机才25新元。这件事情使我们认识到了新加坡是一个法治国家，至于规定是否合理，跟法院说去。我还记得，我们团组中大部分人，都去买了一台林先生那种收音机，我却在惦记着买更加高档的sony收放随身听，这在以前的图文中还谈到过。
3、卖菜老头儿
美世界中心旁边就有一个菜市场，是一个比较宽阔的一层空间，每次去买菜，都有一个小老头儿很远就叫我们“中国同志”，有时候早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大猪头。
我们在新加坡的饮食结构是，肉多菜少。在新加坡，绿叶蔬菜比肉贵。以小白菜为例，4-5新元一公斤，土豆和胡萝卜1-2新元一公斤，纸箱装冻鸡腿3-4新元一公斤，海虾4-5新元一公斤，猪头肉2-3新元一公斤。我们的家常菜是猪头肉炖黄豆，这还是吕关生开发的价廉物美食谱，可以保证供应量。因为在新加坡，蔬菜完全靠进口，贮藏保鲜和运输成本高。
轮到我买菜
时间久了，我们就与这个老头儿关系不错，他总是那种不问西东的乐呵呵的，笑容可掬，是个十分快乐的老人家。再后来，我常把他与1994年在印度新德里Lodi Hotel附近市场里的那个做小买卖的锡克教小老头儿想到一块儿。这一年是与协定处长赵申年去助签中印税收协定，又有两件事情，如今想起来就十分温馨。
协定处长赵申年助签，我的作品，中方为钱其琛
一是赵处长放羊，工余大撒把任我出去疯逛，只要求我吃晚饭的时候在酒店能见到我就可以了。那个时候新德里白天40多度，我走得最远的一次是十公里以外的偏僻乡间体验生活，感觉真不如我们的农村，苍蝇和大灰牛及牛屎多，每次回来都会满头大汗。
二是每次出门，老远就见到那个做小买卖的锡克教小老头儿叫我Comerade或Red Guard，意思是同志或红卫兵，都是我教给他的，但是going to settle down in the countryside（上山下乡）他始终没有搞懂什么意思。他看上去一点儿都没有我在新加坡Fulerton Biulding海边见到的块头儿大、大包头、戴着大墨镜的帅气锡克族，开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而过的那种威武潇洒，但却十分和蔼可亲，我还咨询他进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他特意告诉我应该到贵族区域去，电影院里面居然也是用一米高的铁栏杆儿分区域的，好像还有专人看管。
不论是新加坡的小老头儿，还是印度新德里的锡克教老头儿，都是十分和善的人，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不买他们的东西他们也不在意，喜欢与人聊天。还常想到赵处长的信任，其实他也可能会想到万一我狂奔遇到麻烦，他也会承担责任的，现在忆起这些事情，就觉得温暖，以至于我后来当司处领导的时候，对下属的一些事情，都比较理解和放手。
除了上述三个人之外，在新加坡的其他曾经一起合影的人，基本上已经在以前的回忆图文谈到过了，以后还会补充完善有关内容。
谨此，将这55照片合集一张图片，其中有36人知道姓名。
上图按纵列从上到下排序是：
1、税务署徐籍光、税务署张淑英、王更生、唯一的幼童、徐光伟、杨世辉、杨世泽、中介卢鹤龄、周宜荣、朱明明；
2、HarryTan事务所Tan Peng Ann、李小姐、某小姐、HarryTan事务所某小姐、HarryTan事务所某小姐、KK陈续进、KK大教授、KK冯令达、KK甘金娥、KK高梦林、KK何乃强；
3、KK徐健、KK邹萍、陈先生、高峰机构黄英文、江爱心、高世星、谷建芬、李瑞婷、李晓军、与立安工学院学生、林芝康；
4、卢云、吕关生、与马季、马季和赵炎、某女士、某先生、邱先生、税务署陈文英、税务署王霞飞、税务署黄吉生、税务署刘宝珠；
5、税务署某女士、税务署某女士、税务署某女士、税务署某先生、税务署某女士、税务署某小姐、税务署某女士、税务署某女士、税务署某先生、税务署某女士、税务署某小姐。
在此，特意缅怀那些已经确知离世的曾经因缘际会的人们。他们是到KK Hospital学习的中国医生邹萍、时任新加坡税务署长徐籍光、与我同在新加坡税务署学习的中国税务官员卢云、吕关生，其中吕关生在新加坡期间与我住一个房间，卢云后来还是我在国际司的同事。
如开始设想写回忆图文时想到的：从宏观的上帝之眼去看人生，乃至于日月星辰都是浩渺宇宙中的粒粒尘埃，我们生活在其上的芸芸众生，如果能够相互惦记和思念，这就是我们为人之所在吧。
地球，我们的家园在太空中的容颜
仰望苍穹，意义何在？更远更远去看这些日月星辰，价值何在？
背景音乐：莫文蔚《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在此推送两篇文稿，一篇是卢云生病之后，应友人建议写了一些生活中的感悟和有趣的事情，共25篇《人生素描小集》，由国际税务司同事律兰汇集编排，并添加了一些照片，一次作为纪念。卢云在司里工作期间，一直都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和大事情，我想，律兰不辞辛苦编排出这个小册子，也是一种感恩吧，实属可贵之举。
《卢云生平》是2015年6月25日为他送行时我写的关于他的工作经历简介。我还将在以后的回忆图文中进一步对与卢云共事和交谊的情况进行描写。
看来，新加坡半年的工作和学习，那些工作和学习的内容已经成了过眼云烟，唯独人，不论是否健在，总在我的心里。那些风景，总使人觉得，在无常的生命中，也只有人的音容笑貌和暖和的温度，才赋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 *
星洲记事结语：
1989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我们有近半年是在新加坡度过的，最大是事情就是“六四”风波，从与国内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一方面是消息爆炸，就是《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上面的同一日同一种报纸都有截然不同的消息，人有点懵。作为年轻人，我们除了自己的安危外，还关心国家大事，遇到困惑总是惦记着去找中国住新加坡商务代表处的黄代表。那个时候中国和新加坡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所以黄代表就实际上承担了外交事务的工作，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的组织了。另一条途径就是从新加坡电视、广播和报纸以及道听途说了解国内的事情。
33年过去了，但是，在1989年还有一件事情确实使我们感觉到世事的流变和社会的变迁。那就是：中国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搞改革开放，其中明星级人物就是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两人带领着这两个超级大国改革开放的路径截然不同：邓小平走的是十分中国特色的中庸模糊的路子，叫“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戈尔巴乔夫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新思维》，并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系统性革新。特别是在“六四”风波中，社会舆论大势都站在了戈尔巴乔夫一边，总是担心中国的改革没有苏联那么彻底，步伐没有苏东国家那么快。这种想法，跟我们的长辈上世纪火红的五十年代所向往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十分相似。但是，历史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她所给出的答案，往往出乎于人们的预料，常常令人唏嘘和深思。
在这一年里，我们回到国内又回归了我们本来的工作状态。在我们的机关生活中也有两件大事：一是司里新来了郝昭成、夏霖和丁爱慧三个同事，另一件事情就是年底我们税务总局的办公室从海淀区苏州街号搬到了宣武区枣林前街68号。随后的情况，将在以后的回忆图文中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