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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的那些人和大小事情

        1992年，也就是中国“六四”风波后第三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乃至苏联都解体的第二年，邓小平赴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东方风来春满楼——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社论，阐述了邓小平沿途谈话的内容，对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意义重大，史称“邓小平南方谈话”，也有说“南巡讲话”的。

        就在这之前一段时间，社会上流传着由老革命和老红军组成的考察团到了深圳后，传出来的一种说法是，在深圳，除了国旗，其他都是资本主义的了。如果说邓小平这次南巡与那些说法有什么针对性的话，似乎也存在着一定的逻辑。从宏观到微观，由上层到基层，乃至于财政税收和涉外税收的征收管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国家财政开始了分税制的艰难探索，国家税务局的董树奎还随同朱镕基副总理前往广东调研，按后来朱副总理的说法，坐了好几次冷板凳，才把分税制推行下去，乃至于国家税权实行中央和地方分开，亦即出现了国税和地税两支并行的税收队伍。但是，在涉外稅收方面又呈现出一些复杂情况：一方面涉外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也就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顺利实现合二为一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工商统一税向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归并的税收收入和税负测算也全面开展；另一方面，在涉外税收工作的发展方向上，却出现了反向的力量，乃至于具体就表现在1995年在北京金三环宾馆召开的全国涉外税收工作会议上，就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淡化涉外”的声音。那正是我们的第四任司长陈联波主政时期，刚黄了一个海洋石油税务管理局，回来后这个司又快黄了，难怪有同事戏称他“末代皇帝”。其实，这与陈司长没有一卢布关系，因为在国家大政方针方面来看，一个司局，乃至于一个部委都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这应该是当时是“卖国还是爱国”争论不休的大环境投射到涉外税收工作中的斑驳光线罢了。这就是那个时期国家和社会宏观层面的认知差异在我们涉外税收工作中的具体反映吧，凡是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涉外-国际税收人，对涉外税收这面红旗能够打多久的问题，刻骨铭心。

        可是然而，对我们具体从事税收工作的机关干部来说，上述的宏观叙事离我们都很远，我们就管具体干活儿，凡是上面布置下来的工作，干什么和怎样干都差不多，都是非常琐碎的事情在一如既往的进行着，用机关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办文儿。

        我今天要说的，都不是这些，而是我们涉外税务管理司又来了两位同事，袁仁健分在我们征管处，朱莹去了秘书处。除此之外，由王裕康鼓动起来的搓麻之风狂飙突进到了太平桥23号塔楼的电梯口和26层楼顶上去了，还由此另外滋生出了音乐欣赏和读书的两股支流，前者是去任荣发1804听他那套高级音响Sony 780放排箫等轻音乐，至今我还记得那张排箫CD是荷兰一家小牌公司出品的《Movement In Love》；后者就是与许善达聊起了时髦畅销的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今天，也趁机分别聊聊这些人。

许善达：苏联解体为中国财税改革提供了经验

        许善达近些年的这个短视频谈到的苏联解体，地方财政上缴中央的问题，也从财政税收的视角谈到了前苏联的改革出现严重问题后，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划清界限，地方不给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正是1992年前后，我国循序渐进推进改革过程中，中央财政所面临的巨大难题。

一、袁仁健

        袁仁健，从照片上看，有五四青年摧枯拉朽砸烂旧世界的磅礴之气，走出照片来，却是一个十分温和的江南师爷，说话都十分小声，经常听不太清楚。本科不知道学的什么，但研究生却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明史，这常常使人想到宫斗剧和东西厂锦衣卫什么的，其实不然，仁兄带人十分仁善和蔼。

        袁仁健刚来的时候，连郝昭成司长都看中了他写的那一手字。那一段时间正是我靠近党组织接受严峻考验的时候，郝司长还曾把袁仁健写的入党心得拿给我看，字体巍峨文思缜密，足见其文字的功底了。

        但是没过多久，袁仁健就因为在苏处长疾风暴雨似的工作压力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涉外税务管理司征管处，后来就去办公厅了，还曾经给金鑫局长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

明史学者袁仁健

二、朱莹

        朱莹来我们涉外税务管理司秘书处，就像一阵风，有时候还像风中永不熄灭的火苗，随风摇弋。

        第一印象她就是一个快人快语的北京女孩儿，在某些方面有点像郭蕴芳，反应快说话快，快到普通人听上去都容易落字儿，估计老同志听她说话，就要聚精会神才能够跟得上来。事实上，新来的小孩子那个时候都很少有机会和老同志老领导说话，中间还隔着处领导方凡。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处长和普通干部在对待工作的视角完全相反，能够做到大同小异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年轻人想的是家近钱多事少，领导想的是家近不谈钱事情又多又好，这在同样是普通干部的周星月身上也有一样的共识。所以，方凡是我的同龄人好朋友，周星月也是我的很聊得来的好朋友，后来的朱莹的活跃性格和激越气质也拉进了我们的心理距离，我当然就不会在她们中间选边站了，总体而言，我倾向于站在弱势的一边。

        朱莹在我们司里面只干了四年就颠儿了，到了进出口税司，在那里也呆了四年，于2000年脱离国家税务总局，下海中流击水去了。

        至今想起来，朱莹有一件事情着实给我留下十分厉害的印象，那就是她参加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四门一次过关。据说在当年全国能够一次全部过关的只有300人左右，看来这团青春的火苗下面，所蕴藉的智识，也非同寻常。

        后来，朱莹去了5家跨国公司（MNC）干过，目前在一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就职。从近段她的那些玩法来看，她仍然跟当年那么年轻，春风拂面，春意盎然。

当年卫国收税一税官

与夏霖同屏

税务同事的朱莹

换一种姿势飘逸的人生

朱莹今夕闪图

三、王裕康和我们这波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居住在北京丰台区太平桥23栋塔楼里面的很多人，在热情似火的王裕康的串联下，走到一起来了。

公干业绩在此不必多说，今天就说说王裕康这个人的生活细节。

        听王裕康自己讲，小时候十分调皮，学习还非常好，特别是写作文。调不调皮看跟什么人比，但学习方面确实是有据可考的，可从他的兴趣和富有才气的文章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和王裕康在莲花池23号塔楼住了8年，那一段时间，真正感触到了他的情商卓越。他住2202大套房，他能够把这栋塔楼里面的各色人等都一锅烩了，其中有些人后来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了。我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结识了住5号户型的许善达，他居然把那条长长的走廊上面都做成了书架，我现在也是这么个玩法，跟许善达都爱读书听音乐，这就使我们走得近了一点儿，我还请他给我推荐了税务总局读书最多的人杨宏建，后者在我心中有一席之地。

        当年麻友王裕康、高世星、赵锡彬、王更生及另一半在玉渊潭公园南大门合影。

        王裕康炖煮的这一锅人，除了许善达不搓麻外，大都喜欢码长城。那个时候一起搓麻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曾经把麻将桌摆到了电梯口，有几个人一开电梯就吓一跳，还以为一开电梯就误入别人家里似的。这事儿使我想起了发生在餐馆里的一件趣事，有一天一哥们儿酒醉内急，迷迷糊糊转身就小解了，后来回到家里告诉老婆说：今天餐馆太火了，连卫生间里面都摆了一桌。后来我们就不好意思，把麻将桌挪到了26层顶层，又因为风太大作罢，就把主战场又搬回到王裕康、杜三妹或张小平家里去了。

1、许善达

        去许善达家，开始主要是看上了他那套音响，好像是狮龙牌什么的，戴激光唱机，那是他从英国学习带回来的，他是中国第二批使用英国志奋领援助赴英国学习的人，跟他一批的还有后来的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局长，上海的陈良宇是第一批，

        我在2002年主持国际税务司国际合作处工作的时候，还与英国驻华专门从事援华项目，包括志奋领项目的教育处处长玛丽女士打过交道，她们是由外交部、教育部和财政部共同组成对外援助项目机构，专门物色那些很有前途的官员，主要是中央机关，后来也扩展到发达地区的省级机关的官员作为项目对象，就是要培养他们的英国视野，给他们讲英国故事。我国税务部门，现在也开始了类似的援助项目，主要是针对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援助是大国战略的组成部分，用各自的文化和历史去帮助外人，一方面避免误判，另一方面也是在国际竞争中培养人脉。现在个别国家自以为是，我们拿着钱去赞助他们来学习却不来，这就不利于国与国之间，专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

        最早与许善达认识的时候，他说他学的专业搞税收稍差一点，是学农业经济的，我也认同他的看法。

        除了音乐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读书，那个时候他还送给我了一本斯提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其中虽然是以相对论来研究宇宙时空，但其中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的宇宙观。但我们看书的目的差别很大，他更善于钻研最新知识，所以，能够当上副局长，主要还是凭借学识上位的，我则是凭兴趣乱看书，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这就注定了我成不了专家，最多只是个杂家。后来还陪老许去北京大学做过讲座，再后来陪的人多了，就没有再来往了，情义还是在那里的。

        1992年我在涉外征管处和处长撕咬的很厉害，老许曾建议我去他们税改司法规处，当时那个处就在我们办公室的斜对门，由税务总局老人林长青之子林克林当处长，当时我就跟我们涉外征管处处长老苏杠上了，说哪儿也不去。还有个小插曲是，当时我们办公室所在的五层西侧女厕所对面也有一个他的税改司研究政策的处室，是马林、杨益民和杨元伟在里面，乱七八糟，办公室中间的大桌子上铺满烟灰等杂物，还用洗脸盆抖烟灰。有一次我拉着许善达去看看他的这帮弟兄，当时他很不高兴，但后来给我讲，说别看不起这帮人，你可以见证，这些人十年以后，都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司长。后来，马林主政所得税司、杨益民法规司和流转税司、杨元伟收规司。

        许善达确实是个激情四射的人，能言善辩，曾经一度与刘海峰、程大群盒陈小杭号称总局四大侃之一：善侃、海侃、大侃、小侃。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许善达走到哪里哪里火，比如税改司，就是后来的法规司、稽查局、注税协会等。

        我曾征询许善达，税务总局谁是看书最多的人，他说应该是杨宏建。自此我就盯上这哥们儿了，在他退休前那几年，经常到他那清静的825办公室去品白茶和聊天。

        前些年许善达有一次来我们国际司来接洽外事事宜，他总是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就请他到我的这张黑猪皮沙发上来照了一张。

2、赵锡彬

        赵锡彬一直是一个书生意气的人，这是与他相处的时间长了以后才感知到的。

        以前他给我的感觉总是高高在上，先是总局办公室副主任，算是局领导身边的人了，后来到《中国税务》杂志社当社长。正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同住一栋楼，又被王裕康揉到一块儿来了。

        时间一长，就觉得老赵说话打牌都很有理性，就如他的名字那样的文质彬彬。

        老赵的夫人王丽娟是在公主坟东南侧华鹰大厦东边当年的民航售票处工作，经常以这一层关系去找老王买机票，这在当年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高兴的时候，老赵还会说几句法语或西班牙语，他好像就是学外语的。

        后来被同学忽悠工作有误，降为副处级，他一直是对此耿耿于怀的，这可能也间接导致了他的早早离世，十分令人唏嘘。

        这么多年了，我内心还是比较怀念老赵的，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学生腔吧。

        这是在我三义庙北七号院北七楼703的家里，同志们常常不远七八公里从太平桥23栋赶来搓一顿、搓一麻。前排左一为赵锡彬。后排左起：李学瑜、高世星、王裕康、穆树彬。

3、老蔡

        老蔡是总局办公厅杜三妹的先生，我与他们两口子都很谈得来。杜三妹的父母都是老财政部税务总局里面的人了，其父亲当年是税务总局一处处长。

        我们搓麻，一旦有老蔡，气氛就常常很活跃，十分快乐。他的谚语很多，有些给我们留下不灭的印象。

        有一次老蔡打牌输了，顺口说了一句上海话“瓦特嘞”。自此以后，我们见面就互道蔡瓦、王瓦、李瓦。

在王裕康家，正对面就是老蔡

与杜三妹大姐

杜三妹和蔡瓦

4、高世星和李学瑜

        高世星和李学瑜，在圈内也叫高瓦、李瓦。

        老高是个有性格的人，而且对事物观察入微，打牌的时候，明察秋毫，但说话慢条斯理的，一般不会给人颜色，十分和蔼。

        李瓦打起牌来绝对是个性情中人，输牌就砸牌骂塞子，赢了就唱京剧，这已经成了他的标配。

        我十分感激李瓦有一次到贵州出差的时候，饭间在我父亲旁唱了一出京剧，使得老爷子非常开心。

        李瓦也是个孝子，有一天在遵义宾馆门前抱着我哭诉，说你好呀，有父亲尽孝，我的父母都没了，着实是我感动。

右起：王更生、李学瑜、高世星、赵锡彬

5、王裕康

        王裕康，江湖内称王瓦，于我不分。自从他1986年来到税务总局，总能够使一方水土活跃起来。如周怀世大师所言，打牌不行，搓麻次之，现在干脆就锄大地了。

        他的情况从上面这些人中已经间接涉及到了。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在总局多功能厅他退休的茶话会上，付瑶说：王司长和蔼可亲，与他共事总是很快乐，细想起来，这么多年与他合影比我与先生的还多。二是下象棋比我强一点，有一天我们下了一晚上的象棋，共36盘，他赢了一两盘，气人的是，还要叫我签字画押。

左起：赵锡彬、任荣发夫人、任荣发、王裕康、浙江朱明明、王更生

6、任荣发

        任荣发私下也叫阿发，比我小四岁，是一个兴趣广泛，人情味浓厚的人。因此，几十年来我们都一直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关系。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去尝试与那个年龄阶段相适应的一些兴趣爱好和事情。80年代读书、读朦胧诗、自行车旅行；90年代一块欣赏轻音乐，特别是他那几张荷兰出产的排箫乐曲CD，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非常着迷，以至于后来我也于1995年买了一台与他类似的索尼H3800组合音响。

        索尼H3800组合音响

        我早年涉及任荣发的日记：

1986年5月30日

        晚上准备与阿发聊天，这家伙是税务总局使我很愉快的伙伴，而且一点也不俗气，可以说与我有一点共同语言。

        阿发想组织几个人搞个艺术俱乐部之类的沙龙，可他毫无组织能力，文人气质太重，在有条件组织沙龙时，我应助之以力。不管别人作用怎样，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有这方面的素养和想法的人毕竟不多。多数人都考虑自己的所谓前途去了（其实主要是当官向上爬什么的，而且也很不得法，墨守成规，将来也爬不了什么名堂）。

        晚间同阿发与钱崇明摆谈，提及了许多现存体制中不合理的现象和外国经济管理方面的情况，这些都说明现在问题百出，漏洞太多。

        与阿发同寝室的唐晓明也在那里默默的听，这人仪表堂堂，许多姑娘都会为之倾倒。

1986年8月8日

        阿发现在和刘顾问已经抵达太平洋彼岸，伍舫正在整理《增值税探讨》的稿件。

       2002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左起：任荣发、张崇明、王更生

        1995年在阿发家，共四家人，左起：王裕康家、王更生家、任荣发家、赵锡彬（老赵夫人不参加我们的活动，很遗憾老赵现在已经离世）

*                                                  *

给袁仁健、朱莹的短视频

        不论是工作中，还是业余交上的朋友，因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不同，大多数人都不再来往了，这是人生的常态。但只要心中有物，即使是分别，也不会离得太远，大家能想到就行，人的悲欣之事常有，可以分享分担。心中有意，如当年秦军攻灭楚国之前的战前兄弟所言，相互鼓励要好好活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