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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113中央机关78枣林前街国家税务局11一九九三3个性状态的十年养成（上）

1993年，是我来到中央机关工作的第10个年头，这对于我的身心长成意义非凡，这一年我35岁。

首先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鸿沟，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感觉到了的。也就是说，人们想的，说的和做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里还不包括口是心非和知行不一，而仅仅是，即使是理想很圆满，朝着了理想的目标行进，也会因他人的冷嘲热讽，甚至压制等社会存在，而大打折扣。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坚持自以为是的东西，特别是在大学阶段所学习到的古今中外的人类理性，比如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常谈到的保持人的个性，争取不被同化，并将这些认知作为方法和准则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几十年下来，悲欣交集。

总局三次搬家和我的几次工作变动

税务总局从解放以后，就在北兵马司办公；1958年与财政部合并后就搬迁到了三里河财政部大楼，我1984年来的时候所在的对外税政处，就在4层的423大房间办公；1985年税务总局搬出财政部大楼，到了苏州街52号的空军营建大队院子里面办公；1989年搬到枣林前街68号，涉外税务管理司在5楼办公，与海洋石油税务管理局相邻；1996年搬到了羊坊店西路5号8、9两层办公，主体在9层，8楼只有石油税政处，1998年国际税务司与国际交流合作司合并后，8楼两间办公室由外事处使用。

国家税务总局四个办公地点。图3是表妹和儿子

1993年8月， 我由涉外征管处调整到了国际税收协定处工作，这也是我与苏晓鲁共事的最后一年。

在此之前，我是1985年税务总局对外税政处还在财政部423大办公室的时候，从李树名牵头的出口税收工作组调整到了庞仁廉牵头的经济特区工作组。那个时候，苏晓鲁就在该小组工作，我们就成了狭义上的工作同事了，组内还有张楚楠和刘定发。

就在1985年同一年，税务总局从西城区三里河财政部大楼搬迁到海淀区苏州街52号空军营建大队院内办公的时候，对外税政处的税收协定小组就单列出来成立了国际税收协定处，王选汇任处长，都在院内北楼3层办公。原对外税政处的其他业务又进行了重新分工，苏晓鲁就成为我们这一小组的牵头人，工作范围是外国企业所得税、常驻代表机构、承包工程作业和分散零散税源的征收管理，组内成员是赵丽佳、刘定发和我。同年，又分来了一个财政部科研所的研究生乌丹东；次年，也就是1986年部队上转业来了王裕康，没过多久，他就去当司秘去了，相当于副处长。

1987年组建涉外税务管理司的时候，涉外征管处成立，苏晓鲁是该处处长，李晖为副处长，我和刘定发主动要求到征管处工作。与此同时，国际税收协定处的黄幼琼和宁常青也到我们这个处来了；再后来，1989年来了夏霖和刘晓鹃，1992年来了袁仁健。至此，涉外征管处人丁兴旺，达到了9人，实际工作人员是8人，因为刘定发从1987年就到美国学习去了。

这样算起来，从1985年底到1993年8月，我与苏晓鲁共事的时间有整整的9个年头。

这9年，对于我来说，生活和工作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恋爱和结婚生子，搬了6次家，换了一个工作岗位，学习西方会计一年，新加坡税务署学习半年。十分重要的是，在中央机关找到了一种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独立的社会人格和存在方式。

恋爱和结婚生子

我们刚来北京的时候，单位的老同事们都十分关心我们的个人问题，他们甚至比我们还着急，我也在他们的引荐下去三里河和南池子相过两次对象，可能双方缘分不够，相互间都没有感觉。

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我与一同到财政部的江西人孙伟生的认知高度一致，对象必须不拘一格自己找，感觉和缘分十分重要，家庭背景不重要，自己的生活自己去从零开始创造。结果我们都分别于1985年和1986年分别与农村和工厂的女孩子结婚。

        十分遗憾的是，孙伟生在十多年前就病故了。

接下来，夫妻与各自与对方的老人相处，就因各自的生长环境和社会认知差异矛盾，这是我们的理想和信念所面临的第1次重大的冲击与磨合。我从内心首先是以孝当先，其次就是尽量避免与老人在孩子教育和抚养等问题上发生争论，还要保持适当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是的相互之间的芒刺扎不到，经常从远距离的敬孝，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宽容，是生活继续保持往前走的基本前提。

90年代初，支持和鼓励夫人参加成人夜大学习。有一天我正在做晚饭的时候，收音机里传来一则消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台，接到财政部的项怀诚先生的来信，给他的夫人和女儿点一首歌，祝她们生日快乐。这件事情，一直使我想到，人不论是富贵还是平常，家庭生活总是需要一些温馨的细节，去提高其品位。

儿子养育

生养的儿女，父母总是希望他们长大以后有所出息的。

我总有一种希望：儿子将来能有一副铁肩，能担得起道义。所以从小就有意去培养他的独立能力和以人为善，但是在应试教育方面，我们没有跟上社会的要求，曾经一度十分纠结。

但是在对待人生问题上，我并不认可那些不成功便成仁的宏观叙事，对应试教育也开始有一些解构和看法，具体就是并不十分重视这种教育。我从与人相处的过程中认识到，不论富贵与贫寒，人最关键的就是要成之为人，成为一个对世界有良好的感知能力和与人为善的人。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儿子在高考时遇到麻烦，我们也深陷纠结。

儿子在长大的过程中，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吃了不少苦，接触了许多北京的边缘的底层人群，沉浸到了社会的真实一面里面去了，这对于他的人生会有好处。我给他的人生建议，有两点他是心领神会了的：一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外语不能丢；二是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就会变得强大和感知到世界的美。若干年前，我的同事王春路告诉我：王骞儿不错，老远见到都会叫人，很懂礼貌。这可能就是我十分看重的，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安慰。

        1990年摄于莲花池。这辆童车是1990年到西单商场花了128元买的，那时候这笔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那个时候，我们到公园去玩都是带饭，刚引进的台湾烤香肠2块钱一根，也只是尝尝鲜，平时都舍不得常吃的，但是一想到给儿子买童车，就会豁出去了。

        1990年儿子满一周岁的时候，我们让他抓金，在茶几上摆着糖果、玩具枪、水果和一支笔，看看他长大后喜欢什么。结果他毫不犹豫地抓了一支笔，我们高兴了一阵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测试不准。后来还是靠他自己去打拼找食了的。

在大佛寺财政部幼儿园

儿子上小学注册报名，我们让他自己去办手续，远远的看着。图3就是他的班主任老师，一叫名字就挨个儿来领进去；图4是周绍君的女儿苏菲和孙海廷的儿子孙林，从图4的名单看，他们不在一个班。

时间的朋友

我曾经有个初步的统计，60年以来，与我同学同工同劳动和共事的人，接近1000人，我们从中遇到的给我们心智带来启迪的贵人总是历历在目。除了我们的家人之外，在心灵和时空总与我们相伴的，都是时间的朋友。

近些日子以来，因为写录公务员生活回忆图文的缘故，就想到了很多人，其中一些已经在以往的图文中述及，今天特别列举近一段时间见到的6个人，我总是从他们的身上感知到了睿智、温良和礼仪并没有随着年迈而褪色。

时间的朋友6个人

苏晓鲁

苏晓鲁是1946年生人，属狗，今年76岁，刚好大我一轮。

我们是从1984年到2006年的同事，为时22年。其中，真正一起共事的时间是从1985年到1993年共8年时间。在这8年中，我们是因是非曲直而聚，又因是非曲直而散。前期是顶着压力站在他的弱势一边，并于1986年成立征管处的时候，主动要求到他主政的这个处工作的；后期，也就是1990年以后的三年，又是站在处内弱势的黄幼琼一边，与苏晓鲁产生了严重的冲突，直到1993年8月，郝昭成司长强令将我调到了协定处为止。

现在回过头来看，也许我们都没有辜负一起共事的日子。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见证了苏晓鲁在涉外税收征收管理、税收协定执行的情报交换、反避税工作的初创所做出的贡献。

如今，大狗见小狗，相逢一笑，相叙甚欢。

陈君秀

陈君秀老人1926年生人，今年96岁。

我十分认同贺连堂对陈君秀老人的评价：终生楷模。那是一次我在写涉及到陈君秀老人图文时，电话咨询曾经是他下属的贺连堂时听他说的。

之所以对陈君秀老人如此敬重，其实都发端于一件很平常的小事。那是我刚到税务总局对外税政处工作后的1984年10月，到北京西苑饭店副楼的海洋石油税务管理局向另一位领导送一份文件，时任处长的陈老叫住了我说：回部里过饭点了，到我这儿来拿包泡面吃吧。事情不大，一箪食，一瓢饮，情义照人。

许善达

许善达是1946年生人，与王裕康同岁。也是王裕康于上世纪90年代初想拉他下水与我们搓麻，促成了我与许在欣赏音乐和读书方面的交集。

我们虽然住在一个院子22年了，可能也就见过三五次。昨天刚好碰到他在小区内排队做核酸，就与他聊了20来分钟。先是开门见山谈及了他在《财直播》上面谈到的苏联解体衍生的系列问题为中国财税改革提供了经验，其中提到了叶利钦主政的俄罗斯联邦不给苏联中央政府钱了，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谈到了近几年来，从业内人士那里了解到税务系统，在分税制和税收战略及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两个人就是他和韩绍初，他还是自谦地说，以前是搞农业经济的，把太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农村经济发展里面去了。后来我又问他看书的事，显而易见的是，读书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只是看书的内容有所转向，现在主要是看历史方面的和名人回忆录，如向邓子恢关于中国农村工作的回忆录等。我们还聊到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心，现在经济和技术都逐渐在上来了，我觉得科技和人文方面还需要走出世界级的人物，比如英国有达拉蒂、牛顿、达尔文、亚当斯密，美国有爱迪生、比尔盖茨、凯恩斯、弗里德曼，现在本土出的诺贝尔奖莫言、屠呦呦就是好的兆头。其实与许善达这一类的话题都是30年前常常提及的，这么多年后又来聊起，发现没有断。

金志高

金志高老人1926年生人，今年96岁，每天上下午两次到小区后院转两圈，据说还买菜做饭。

我只是在1984年大学毕业分配来财政部的时候听说过他的名字，那个时候他是财政部人教司的副司长，位置太高，隔我们很远。

前天上午他到小区后院散步，我先开了院门等他过去，他一个劲不停的说谢谢谢谢，问我是哪个司的，我说是税务总局国际司。后来才知道他已经96岁了，精神状态如此好，还如此的谦和，甚为感动。便提出与他合影，沾一点他的福分。他十分高兴，摘下帽子，用手理了一下头发。如此高龄，如此讲究，总是在鼓舞着我们。在后来了解到，金老是浙江人，1947年上复旦大学统计系，1950年来财政部工作，那个时候财政部还在天安门西南向大致在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位置办公，那时税务总局还在北兵马司办公，1958年才合并到财政部搬到了三里河高岗大楼里面。他先后在财政部办公厅、预算司、和人教司工作。在预算司的时候，后来成为我们涉外税务管理司司长的陈联波，曾与他是地方预算处的同事。

金更生

金更生与我都是1958年生人，他是12月的，小我两个月。

金更生还在80年代末海洋石油税务管理局工作的时候，名声就很大了，他有一副好嗓子，常常在税务总局的文艺联欢会上崭露头角，与空政文工团来的罗昕交相辉映。

金更生性格十分爽朗，好接触。以前的图文中谈到，1992年左右，在宣武区枣林前街68号税务总局5层相邻办公的时候，咱们就打得火热了，午休时间的电脑飞龙游戏，着实使我们乐了一阵子。

现在大家都退休了，我们每天几乎都会见面1~2次，是我除了家人以外见的最多的同事。他十分珍爱他家的金毛多多，每次见到金毛闪亮，十分活跃的多多，由衷感觉到高兴。

秦志强

老秦也是70多岁的人，经常想到几十年以来他为我们做的一切。就从我们到财政部以后的6次搬家，都有他操劳的影子。

老秦是个十分快活的人，以前养藏獒的时候就想去他郊区的院子去看看，后来一直没有成行。后来就养了一只黑色小宠物狗。我与他谈及几十年来承蒙他的关照的时候，他说，他们就是干这些事情的，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他们努力的成果，就是我们的生活境况的改善，自身并没有什么社会上多么认可的市场价值，我最敬重这样的人群。

除了晾果厂外的6处住地

关于我们住单身宿舍和成家以后的住房，详细情况如下：

我们1984年刚来财政部的时候，统一安排到五棵松南面的沙窝居住，那里原来是一个旅社，坐落在马路十字路口东北角，进了院子就是1栋坐东朝西的U型三层楼房，我和5个大学同学以及江西财院分来的孙伟生共6人分在这栋楼2层南侧走廊西边的一间通屋。

1985年税务总局从西城区三里河财政部大楼搬到海淀区苏州街52号中国人民大学东南角的空军营建大队院内的时候，就住在南楼3层斜对着南楼梯口的那间宿舍，与刘定发和赵杰三人居住。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税务总局管分房的就是老秦秦志强，以后我们每一次分房，几乎都是由他来操办。

1986年初搬到海淀区立新小学，这是1栋坐北朝南的3层楼，我与伍舫、陈福良三人住在一层入口附近的房间。

1986年我结婚以后，就在海淀区五棵松的一个三排坐北朝南平房的招待所分到了中间一排中偏西的一间属于自己的住房，面积大约有15平米，同样面积的厨房由4家人共用，使用的是第1排中门旁的公共卫生间。在那里，我不但与同事刘定发做邻居，还与财政部工作的大学同班同学周成跃、胡学好，以及湖北财经学院同级计算机专业的刘志刚为邻。

1987年底，又分配到了海淀区三义庙北7号院北平房2号与刘定发，王海英为邻，住房结构为1室1厅1厨1卫，使用面积40平米左右。

1989年底，分到了丰台区太平桥23栋塔楼1503号住房，住房结构为2室2厅1厨1卫1阳台，建筑面积80余平米。15层的邻居有徐谦、苏晓鲁、叶铃儿、董树奎、王永红、马桂香。

1997年分房，又搬回了海淀区三义庙北7号院内的北7楼7层楼房的703住房，邻居是李伟，住房结构为2室2厅1厨1卫1阳台，建筑面积70余平米。

这近20年住房的分配，几乎都是有老秦直接操办。以至于2005年我们家购买的威驰汽车找不到车位，最后还是通过他在我家楼旁边的地面临时找到一个，说是等地下车位有了再给我解决，现在我觉得这个临时的地面车位比地下室的好，就不想在到地下室去要车位了。

        中国传统中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认为天地人心间有大道，大道寓于万事万物里面，也就是说，人的理想理念，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去，现在看来，这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与同学朋友们谈及未来，公认的目标就是从政当官、经商赚钱，我可能一直没有想好，总觉得人的未来的更大的追求，可能是比较虚一点的东西，是一种形而上的方向性的，其过程定会有一些具体而暂时的收获吧。这么多年以来，都是以一种构建理性去工作和生活，就是有一种预设目标和准则。相较于随机应变的衍生理性来说，好处是高于现实，坏处是十分艰辛，但美和善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