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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114中央机关79枣林前街国家税务局12一九九三4个性状态的十年养成（中）

1993年，是我到北京中央机关工作的第10个年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蓬勃推进的时期。其间，到东南沿海，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出差开会比较多，见识了那里经济发展的迅猛，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深圳的城市建设推进的速度，以及广州到深圳的公路上往来于香港的大型双牌货柜车，由在泥泞拥堵路面上爬行到快速穿越。

尽管如此，在内陆地区以及北京这个首善之区，市政建设滞后，社会治安也不乐观。

那个时候在营建大队院内的假山上

即使是在税务总局这个中央机关内部的工作条件和状况，一如既往的几十年一贯制，十分陈旧落后。告别了原财政部大楼地下室窜出的异味，又到了宣武区枣林前街68号办公，起码有两个场景能说明彼时的生动细节。一是在盛夏时节办公室只有电风扇，男同志上班穿跨栏背心、短裤比较常见，还有穿拖鞋上班的，甚至一些司处领导脖子上挂一条毛巾，不时用来擦擦汗；二是分东西很忙，像打土豪分田地一般，往往一声吆喝，各处的年轻人都出来了，分冻鱼要在楼道里面砸开称重，分梨和苹果论箱，分内蒙的华莱士瓜论个，还有分米分油分蜂蜜等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国家税务总局1996年搬到了海淀区羊坊店西路5号办公的时候，才由项怀诚局长禁绝，但扬州税务学院每年过年前送来的论箱的包子一直持续到8项规定。

以上说的都是当时税务总局的客观状况，还不涉及到我们年轻人来到北京的身心际遇。

我在上一篇图文中谈到了我们年轻人来到北京后首先面临的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等家庭生活事项，以及对我们的身心成长产生过重要作用的有缘人。这一篇图文，谈谈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和我们的应对，以及我们在机关里面的为人处事和在社会上的大街小巷中遇到的各种事情的认知态度和处理方式及遭遇。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应对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各地新毕业的大学生中，兴起了一阵子重新设计自我的风潮。我并不认同这种几乎将以往的学习和人生理想清零的生存设计。这也可能因为我们是小三届的原因，即与老三届六七、六八、六九初高中毕业生类似的七三、七四、七五初高中毕业生，几乎都经历了上山下乡和进工厂当工人（相应的还有新三届，就是高考以后的七七、七八、七九三年上大学的人，这批人的经历和机遇有目共睹），所以，以往的经历和教训，特别是在此基础上的大学4年的独立社会人格的训练，以及这些经验和知识积累而靶正树立起来的理念、理想和初心，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做清零式的重新自我设计，仅仅是为了去适应社会，而不是去对社会产生新观念和理念的影响，特别是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树立起来的关于人生的美好理想。

我们也年轻过

这是年轻人在面对理想与现实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所选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我选择的是不再做自我设计，即使是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也要去坚持那些显而易见的常识和理性。结果常常总是失望甚至绝望，这看来是年轻的大学生走入社会所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不同之处在于各自的选择。

消解失望情绪的方式因人而异，我会在瓢泼大雨中骑自行车狂奔或暴走、夜间徒步穿行长安街、大冷天的半夜鼓动来北京的同学骑车去圆明园等等。

1989年7月28日，申善庆就十分神秘的把我叫到一边，怯生生地问我雨中跑步和夜行天安门的惊人之举。那个时候，从我们居住的人民大学附近的三义庙到天安门步行来回需要8个小时，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年轻人的火力和郁闷消解的方式而已。

        1990年与处内同事黄幼琼，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在对待老黄的问题上与苏晓鲁处长杠上了，因为那个时候老孙与她在脾气性格都差不多，两个人被对待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我首先看到其中的不平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认知，实际上人非圣贤，每个人都会有挑得出来的缺点。

我们家都与老黄建立了情谊

相对而言，还有其他一些较为温和的情绪消解方式，比如：骑车到小西天或北太平庄看外国电影周、逛图书馆博物馆、看各种各样的书、到人艺小剧场看于是之的戏以及漫无目的的闲逛。旁人不知道的是，即使是申善庆所问及的所谓惊人之举，个中情趣唯我独享：雷雨中跑步和骑自行车，就会想起知青时代的1976年夏天的那次雷雨交加的下午，爬到一棵硕大的枇杷树上浸着雨水吃枇杷的那种美滋滋的感觉（实际上雷雨天上树是十分危险的，就在我上的那可枇杷树一两百米外，就有一颗被雷劈了一半的老树）；至于那次冬天夜行天安门，是因为那天在三义庙家里突然有一种冲动，就想去天安门西边的华表下摘几片叶子回来。那一次，惊喜地发现灯火通明的长安街和西单大街杳无人迹的空灵，并在新华门西侧的一棵树下，见到一个军人十分温和地劝慰坐在地上的一个河南老太太的娓娓呢喃。我们在做很多哪怕是没有意义的事情的过程中，只要张开心灵的眼睛，总是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那几年的忧患

进入1990年代，婚姻面临七年之痒，与老人在养育儿子的一些细小事情上发生冲突，在处里经常与处长发生争执和冲突，更糟糕的是，就在宣武区枣林前街68号国家税务总局旁边，还挨过一次打。

那个时候，我住在六里桥附近的丰台区太平桥23栋塔楼，上下班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经过弯子和广安门桥的6路公共汽车走的那条道路，另一条是南边的经过航空饭店，菜户营和鸭子桥的那条路。那天我从南路回家，刚经过总局办公楼西南向两三百米的那个自由市场，就见到几小商贩围堵一个人强买强卖，被围堵者实在可怜，我只说了一声，一个愿买一个愿卖，话音刚落，冷不防突然左脸挨了一拳，眼镜被打掉了，还有一个人边骂边到棚子里面抓起一把西瓜刀冲了过来，我是很快很狼狈的跑掉了的。那一次我才真正的感觉到，坏人都是一伙一伙的。那个年代，即使是在北京，社会治安也不过如此。现在在北京的安全感已经今非昔比，但是没想到就在不远处的唐山，仍然在发生着损害人格尊严和身体的恶性事件，很多人的吐槽就很缺乏常识。   

那几天，有个局领导见我脸上有伤，问是怎么回事，我说说明原委，急切期望能得到一丝安慰之语，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一段我深深的感到了人情的冷漠，而1986年在人民大学正门外面那次许多人围观时，我正要探头进去看个究竟，刘金枝一把讲我拉了出来，说关你什么事儿？你管得了这么多吗？倒是十分温暖的。还是《国际歌》里说的好，要创造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即使是我们不能改变什么，但我们要努力去使环境变得更好。

        与唐腾翔在深圳海上世界。老唐是我始终敬仰的人，曾经当过右派20年，后来当上福州市税务局局长，十分重视人才和国际税收信息，八十年代起就开始翻译编辑《国际税讯》，从事涉外税收和国际税收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本内部刊物。

        这是一张我保留的最早参加全国涉外税收工作会议的照片，会议的主办方就是福州市税务局。这张照片中的很多人，都在后来的涉外税收和国际税收工作中大名鼎鼎，其背后的故事很多。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福建省税务局时任涉外税处处长李力军和福州市税务局外税分局的局长黄家修只是露了个面，并未参加回忆活动和合影，我们从中感觉到了一些端倪。这张照片中就有几位十分能干的年轻人，不久以后，其中一位就面临着工作方面巨大的压力，九十年代中期，他还给我来信谈及工作方面的事情。

        不论是唐腾翔、李力军还是黄家修，都是我十分敬重的人。李力军在我1998年至2000年到厦门市国税局涉外分局挂副局长的时候，就是福建省国税局局长了，许多工作方面的事情，都得到了他的关怀；黄家修一直是朋友，1986年还托他为我的父亲买了一台18吋福日牌彩电，出厂价1460元，黑市价3600元，当时我们的月工资收入是70元左右，我在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学习西方会计后，按同事刘秀玲后来带领的1987年半年的奖金为60元。所以，当时买彩电和冰箱这类事情，真的就是帮了很大的忙了。

        这张照片和里面的故事，旁观者清，当事者重，一直是我认识到机关工作的沟通协调，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青春永驻

1993年，国家税务总局在丰台区体育馆举行了一届体育运动会。时值身心疲惫焦虑时期，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自我解放和救赎，于是就买来一辆绿色的旗子，用橙色的不干胶刻了“青春永驻“4个字贴在上面。

1993年丰台体育馆总局运动会

面对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的社会并不完美，常常见到那些势单力薄需要他人伸出援手的人，我从对他们的帮助当中，也得到了心灵的慰藉，甚至是自我救赎。有四件事情可以说明我的具体作法。

一是1985年初，在财政部三里河路口，有几个人围着一个大冬天躺在地上的50多岁的妇女，因为路滑骑自行车摔在地上不能动弹，动口不如行动，并将其背到了东边300多米的老复兴医院，还设法打电话联系上了其女儿。

二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些年轻女孩向行人要钱，套路是东西被偷了要钱买车票回家。要的钱一般都不多，三五块。有几次找到我后，我一般都会给。一方面是钱不多，另一方面万一遇到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呢。

三是千禧年大年初一，我们一家人在珠海打车正经过拱北关附近的一个红绿灯，一位中年女士乞讨要钱，我毫不犹豫给了100块。我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有人相求，也是一种缘分。

四是2010年前后那几年，我家附近总能见到一些流浪者，特别是在辞旧迎新的年关，他们就在冰天雪地里搭起棺材大小的棚子睡觉。我比较熟悉的是一个湖南来的自称叫刘碧陶的66岁的老者，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有时候还感觉到热。那是在8项规定之前，一些地方例行来总局请客吃饭，我都会请他们多要些菜，给露宿者送去。

冰天雪地的66岁的露宿者

        许多宗教箴言都说，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其实，只要眼睛往下看那些比我们更加弱势的人，我们总能够从自己的命运中找到安慰，滋生出一些对他人和对社会的感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