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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115中央机关80枣林前街国家税务局13一九九三5个性状态的十年养成（下）

        以前的图文，讲故事谈理念和事理人情的比较多，谈工作的就少。今天就来谈谈我在涉外税务管理司征管处那几年的工作吧。

两组文物

谈到税收工作，先来看看东西方的两组历史文物是怎样来描绘和叙述税收的。

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马萨乔和提香的三幅作品《纳税银》或《纳税钱》，我是在协定处工作期间（1993年八月至1994年12月）在甘肃出版的《读者文摘》封二见到了提香的后一幅油画的。三幅都是同一题材的宗教画，均取材自《圣经》马太福音书，讲的是罗马税吏向耶稣征税的故事。从画面上看，晚了100年的提香的作品，其场景和画幅都要比马萨乔的要小得多，也十分具象，这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不论是马萨乔还是提香，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的罗马税吏，其形象都十分猥琐，这对于我这个老税工来说，就十分不爽了。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马萨乔和提香关于税收主题的绘画《纳税银》，在提香这后面两幅作品中，还有一个细节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流传甚广，就是罗马税吏问耶稣：你是上帝之子，你要不要纳税呢？这是一个政教分合的刁钻诘问，常人很难回答。看看耶稣怎么回答的，他指着金币的两面说：上帝的归上帝，国王的归国王。刚好这两幅画中耶稣的手前一幅指天，后一幅指地，在基督教文化中，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

        二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这可是当时的国之重器，也被称作中国青铜器第一文物，现藏台湾。鼎内壁铸有铭文32行近500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

        铭文中关于税收的王命是：

        王曰：父歆，余之庶出，入事于外，专命专政，蓺小大楚赋，无唯正闻，引其唯王智，廼唯是丧我国，历自今，出入专命于外，厥非先告歆，父歆舍命，母又敢专命于外。

        翻译成现在国人能够听得懂的人话就是：

        周王说：“父歆啊！这些众官出入从事，对外发布政令，制定各种徭役赋税，不管错对，都说是我的英明。这是可以造成亡国的！从今以后，出入或颁布命令，没有事先报告你，也不是你叫他们颁布的，就不能对外胡乱发布政令！”

        你看看，我们中国老祖先这3000年前金文铭刻，说的话与今天某些地方的税务官员所言，又有何异？连腔调都十分雷同，足见税收的刚性和稳定性。相比于西方世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描绘，是不是更加坚实和贴切呢？

毛公鼎及其铭文选段

我们大学的科目

我是1980年考上湖北财经学院的，学的是财政专业。4年下来，除了体育之外，有28门专业课。当时，好像全国还没有开设税收专业，所以我最后阴差阳错地搞上了税收工作，算是专业最对口的了。

湖北财经学院财金系财政专业80级课程设置

从大学财政专业开设的课程来看，28门专业课程中，核心课程有4门：财政学、国家预算、会计学原理和国家税收。但是所有的科目当中，最耗费心力的应该是英语、高等数学和数理统计，基础性课程却是会计，那是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思维方式，课程包括会计学原理、工业会计学、商业会计、预算会计和工业企业财务分析5门课程。

有了上述会计知识，就不难理解近期关于美联储的一则新闻：2022年5月4日，美联储宣布将从6月1日开始缩表，每月拟减持475亿美元资产，三个月后增加到950亿美元，本次美联储缩表与以往有何不同之处？对市场的影响又有何变化？

一听到缩表两个字，专业人士可能就会联想到从记录一笔经济事项做的T型会计分录，到最终形成的大T型资产负债表的全流程。无论是大T的资产和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还是小T的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分录和合计的事项性质相同一气贯通。在缩表当中，资产负债表左边减持了资产，右边也就相应的减少了负债，然后又反推到具体的行业类别等细目中去。这大概就是缩表的基本思路。

具体到我们司来说，长期从事会计工作和本身就是学习会计专业的人员，就是苏晓鲁和贺连堂，以及其他学习财会的大学毕业生，且专业知识技能，在他们所从事的税收征收管理检查和反避税工作中，显而易见。

工作时间一长，我渐渐感觉到，许多涉外税收工作，不需要有专业背景，也能干得很好。比如号称国际税收高精尖的反避税工作，有许多人甚至没有经济学专业背景，也干得不错。看来后天的学习和努力更为重要。

我的几项工作体会

从1986年到1993年在涉外征管处工作期间，苏晓鲁作为处长，抓征管脚踏实地，极其重视基础资料和信息的收集整理。他来税务总局之前就在交通部的单位里面从事会计工作长达10年，也是因为阴差阳错成了我们的同事。当年之所以主动提出跟着他干，除了有目共睹的，他可以将有关法律法规的书籍翻烂，还有就是我1986年到北京市税务局外税分局三所实习的时候，佟硕所长对我说，总局能把涉外税收说清楚的也就一个半人，一个是王选汇，半个就是苏晓鲁。

与有关部委加强联系

为了收集各个部门关于经济管理的数据和资料，苏晓鲁经常要求我们跑对外经贸部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去要资料。

对外经贸部就是现在的商务部的对外经济管理部门，我跑的最多的是统计司综合处，以及外资司统计处，开始时，人生地不熟，上门求教十分麻烦。特别是统计司综合处的曾志玲老大姐，性格外向，说起话来暴脾气，混熟了以后，每次她会把我们需要的统计资料提前就准备好。外资司是一帮年轻人，交往起来还很顺畅，有一次我还请他们带我经过刘湖司长的办公室瞅了一眼，他就是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还翻译出版了《领袖们》这本书，当时我们都感觉牛逼大的呢。

到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走的最多的是登记司外资处，那里也有一个叫张产的，还有一位女生姓金，我常常把他们与我曾经实习过的北京市税务局外税分局三所的金玲、渠钦和张岩他们那几个人联想到一块儿。

我分管的几项工作

除了去其他部委收集各种数据资料之外，在处内我具体分工的工作事项有：清理越权减免税、反避税、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偶尔也会参加宁常青分管的申报设计和改进，以及涉外税务检查证等事项。

1、清理越权减免税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各地山寨国务院，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开发区，按当时请示国务院的口径。凡未经国务院正式行文批准的，均为越权，即使是地方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来招商引资，由于打破了政策优惠的平衡以及国务院的统筹战略规划，同样遭到清理。其中包括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也是属于清理对象。后来北京又弄到了国务院下文，就不算越权了。

我的工作就是，草拟文件发送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这项工作现在看来本身可能就超越了税收专业部门的权限。

作为副产品，我统计归纳了10多种国务院批准的各种类型的优惠区域。这些数据在我1994年到综合处以后，我组织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税收法律法规汇编》就派上了用场。

2、反避税工作

我的任务是跟踪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反避税案例，并选择其中美国、荷兰和韩国的大案翻译登报。另外就是跟踪深圳税务局反避税工作的进度，研究《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482节关于转让定价的条款和引进转让定价税制的国际借鉴。

1990年3月参加了赴福建广东的反避税调研以后，处内就不安排我从事此项工作了。

也可能是郝昭成知道我搞反避税的时间比较长，再后来的征管法及其施行细则立法草案拟定和讨论的几次会议，司里都叫我去参加。特别是在广西北海的那次征管法施行细则的定稿会议，他还专门叮嘱我，引进的转让定价条款尽量保留原样，不要删除内容，更不要取消。我明白，引进转让定价税制，可能就是他1990年首战调研福建、广东反避税工作成果的延续。那几次会议，征管司请来的安徽的范坚和湖南的杨绍艾都是十分强势思辨力很强的人，我们涉外税务系统也叫上了能够互怼的上海的蒋元真、天津的大李（志明）等牛人去应对。后来的结果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想法办的，或许是征管司来的人不太懂反避税，甚至根本就不关系这玩意儿，对他们认定的权力边界无伤大雅吧。北海会议定稿后，我专门给郝昭成打了个长途电话，这也是他十分关心的事情。

广东江门征管法会议涉外司与征管司合影

广西北海征管法实施细则会议其间与征管司赵家华司长等

广西北海与上海蒋元真、征管司赖先云和天津大李

在征管法引进转让定价税制的后续影响是：很多地方不但想开启省际间的反避税，不但搞直接税，还想搞间接税。这样搞的结果会带来两个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参与到地区之间的财政分配这个政治问题中去，二是与国际上反避税仅适用于所得税的惯例不符。在征管法中引进转让定价税制的好处是，对于当时没有反避税条款的个人所得税，是一个补充。再具体实施的工作中，按税务总局部门间职责分工，反避税由国际税务司负责，对反避税工作开展的范围和适用税种，具有解释权。

3、引进来走出去的数据资料

如上所述，养成了经常跑对外经贸部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习惯，我们可以及时掌握引进外资和走出去企业的快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和年报。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再加上我们做的都是公务性质的工作，所以与经贸部的老大姐和其他弟兄们，以及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张严金姐他们混熟悉了，即使是他们用的一些内部资料和数据，我们在保密的前提下，也能够及时掌握。

4、国际税收情报交换

1985年成立国际税收协定处的时候，王选汇处长就十分重视税收协定执行和国际税收情报工作。这项工作由同年入局的孙玉刚负责，经王选汇协调，对外税政处牵头负责分散零散税源工作的苏晓鲁与孙玉刚配合共同完成此项工作，主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自动税收情报。

1985年到1988年，美国的税收情报均由我局的孙玉刚和苏晓鲁直接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领取。美国大使馆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门外除了有中国的武警站岗之外，人内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美国大兵挺立着。从1988年开始，美国的税收自动税收情报便由美国国内收入局费城的税收数据中心直接邮寄给中国的国家税务总局。我1989年从新加坡回来以后，便接过他们的重担，每次都是局里要车到建国门外的国际邮局去扛大纸箱子，先是6个，在我1993年离开的时候，就迅速增加为16个了，有上万份情报资料。

刚开始的时候，苏处长希望我把它们全部都翻译出来，后来就集中选择北京上海等大学教授出国讲学和其他劳务的收入情报翻译下发。

后来在黄素华当情交处长的时候，向他移交的国际税收情报有十三国之多。

1992年左右，通过日本的自动情报，我们查收中国XX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偷漏税款2700万，如果上面有人的话，这是可以大书一笔的。不过无所谓了，在机关里面的生存方式，毕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后排右三为韩国帅哥吴好善

        上图为2017年在沈阳召开的中韩税务当局关于OECD税收情报交换会议，后排右三的就是韩国国税厅代表团的团长吴好善，见面就告诉我他的名字中好善，就是出自孟子的“好善忘势”的典故，我当时十分感慨和惭愧，我们的老祖先，韩国人记得更多。

        上图为2015年在宁波召开的中日两国税务当局关于税收情报及案件移交的座谈会。十分不爽的是，日本同行远道而来，西装革履，我们的弟兄们却很随便。日方每人手头一厚叠文档资料，我方各地带来的资料却甚少。最后我只能想个办法，说天气太热了，大家都把西装脱了吧，引得一阵欢笑，实属无奈。

       从与即使是日韩这样的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做的很好的同行得知，自动情报问题不大，专项情报往往等得使人绝望。不知道近几年是否有所改善。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国税务部门每年向有关国家税务当局，提供专项情报300份左右，在绩效工作的激励下，我国各地税务部门主动向协定国提出专项情报的需求量，已经达到600份左右，比我们对外提供的多了一倍。

关于我的工作调动

自从1990年和苏晓鲁处长杠上了以后，我们征管处经常是风起云涌，郝昭成副司长曾建议我到协定处工作，税改司的许善达司长还建议我去该司的法规处与林克林处长配合，我说哪儿也不去，就希望司里边来评评理。那个时候，许善达还谈及早些年领导有意叫他到国际税收协定处去当处长，我说幸好没由来，涉外税务司人际关系复杂，来了的话，无疑等于跳进乐活坑。但是后来我也想过，像许善达这样的巨能人物，来了没准就改变了这里的社会生态，这些都是后话了。

林克林人不错，十分温和，他就是1984年参加在福州召开的沿海城市涉外税收工作会议的林长青老人之子。

福州会议参观合影，后排中间的长者即为林长青

1993年郝昭成任涉外税务管理司司长的时候，就由司领导开会决定于该年8月，把我从征管处调到了国际税收协定处工作，结束了长达数年的旷日持久的争吵。

即使是在征管处内经常与处长发生争执，也没有影响到手头的工作开展，反而还会做的更好。我记得早在上中学的时候，对于一些错误现象的批评，吴跃班长常说就事不就人，后来在张志勇当国际税务司司长的时候，又听他长说不能因事废人，也不能因人废事，这些说法，看来我还是听进去了的，并且努力朝着那个样子去做。即使是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这些理念，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