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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116中央机关81枣林前街国家税务局14一九九三6国际税收协定处1谈协定开洋荤

        从征管处到协定处，工作的事项和类型变化很大，处领导的性格和工作方式也大不一样，是一种全新的感觉，这就是人挪活了。

我们协定处

1993年8月，我从涉外税务管理司征管处调到了同一司的国际税收协定处。当时这个处有两间办公室，也就是宣武区枣林前街68号国家税务总局坐北朝南的 U型楼房的5层中段斜对着门的两间，北边一间是处领导赵申年、孙玉刚，以及穆树彬3人；南边一间是魏志梅、毛晓红，后来又调来了研究生焦瑞进，我最后进来。1994年底我调到新组建的综合处的时候，王晓悦就从原秘书处来到了协定处；1996年，付瑶也从所得税处来到了该处。这样算起来，专职负责国际税收协定谈判的人员，截至1996年，进入该处工作的有24人。

        进入国际税收协定处24人的大致顺序是：王选汇、周仁庆、赵申年、刘金枝、胡志强、汤燕婷、方学荣、孙桂华、穆树彬、李晖、滕世超、孙玉刚、李学瑜、魏志梅、宁常青、徐平、萨婴、张宝云、黄幼琼、毛晓红、焦瑞进、王更生、王晓悦、付瑶。

税收协定紧跟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编写回忆图文的目的，在于重现一些作为普通人的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常态，以及其中的人情冷暖，喜怒哀乐。我一直也是把冰冷的文本后面的有温度的人，当成我回忆和书写的核心。

由于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甚至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工作岗位和部门，都与这个大时代的到来息息相关。所以，在此也引进一些与我们工作相关的国内外大事的话语。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实现了他的破冰之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紧随其后，立即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国际背景，起码讲导致和流露出大国博弈及其后果：一方面是中没量过政治操手各怀心思，却又都在想把苏联压下去找到了共同的快感，以至于20年后苏东体系彻底玩儿完，以前苏联麾下的中弟兄们，如今都成了仇敌，这就叫大国博弈；另一方面，又暴露出日本这个野心勃勃的千年学子既有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议能力，又保持了东方专制国家的动员能力，以至于专横霸气的尼克松翻篇以后的1979年吉米卡特总统才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日本在1972年一年就全部搞定。值得深长思考的是，二战结束前，美国总统小罗斯福怕攻打日本死太多人而出卖同为盟国的中国利益，使得外蒙156万平方公里活活异手，作为补偿，想以冲绳让中国管理，可能就是精日媚日惧日的光头不敢接手，使得三千万同胞的性命就以辱没收场，让人唏嘘。就这一点上来说，光头败给毛泽东看来有其历史的必然的因果。话侃回来看看咱们的邻居日本，美国留下一个钓鱼岛的雷，他偏要去挑衅搞所谓国有化，我们却随风起舞。其实，完全可以迈过弹丸的钓鱼岛，直接拿琉球（冲绳）说事儿。前些时日我还专门到通州大运河终点的萧太后河段的张家湾考据过琉球国来北京求援的几个使臣义士的墓园。日本在最强盛时期都没有干过最羸弱时期的中国，但若有美西方做后盾，若其先发制人的偷袭想重演，就要先让其知道玉碎的后果。

扯多了，言归正传。

中美日关系正常化后两年的1974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对外国籍轮船运输收入的征税规定》；对外经贸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国际民航机监管办法》，其中对税收作出了明确，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干的活儿了。

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税务当局交往频繁，并于1974年达成了《中日互免航空运输企业税收的换文》；1975年达成了《中日互联海运企业税收的换文》；1979年，我国税务代表团第1次赴日本访问期间，日本大藏省主税局负责人曾提出同我国政府谈判签订租税条约的动议，随后，主税局国际租税课圆田直课长，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送来了《日本国同XXX国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英文示范文本；1980年《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大藏省加紧同中国缔结租税条约》；1983年，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983年，北京，日本大藏大臣安倍晋太郎（安倍晋三他爹）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签订中日税收协定。

自1983年中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1个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到1993年我来到这个处的时候，已经正式签订了34个；到1994年底我在国际税收协定处一年半的工作期间，参与了与印度、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毛里求斯4个协定的谈判，其中谈完并签署了的是中印协定，并参与了在印度新德里签约的文本准备和助签活动。

我和赵申年处长赴印度准备文本和助签

        点击改图可以进入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查阅税收协定。

        从1983年到1993年10年间，我国对外签订避免重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达到34个，这往往是传统的西方国家一百年也达不到的。我参加谈签的四个协定，用黑色数字标示。

宽松的工作环境

相对于以前在涉外征管处多头绪的工作，特别是最后几年处内关系紧张的日子，来到了国际税收协定处，就感觉到豁然开朗。

仔细想来，这两个处的领导风格迥异。

苏晓鲁处长，脾气火爆，工作追得紧，要求严苛，批评比表扬多。所以，在他的麾下干活比较被动，压力就伴随着紧迫感而来。时日久了，倒是能够钻进诸如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清理越权减免税、国际反避税案例收集翻译、引进外资数据资料以及焕发涉外税务检查证这些枯燥累人的事情中扑腾几下子，积累了一些感性知识和经验，能够学习到许多东西。

赵申年处长截然不同，启发多管得少，即使我在工作中的拖沓和错别字儿的老毛病犯了，他也没有几句重话，只是笑着叫我改。这种管理方式更适合于我。所以，我尚能发挥一些主观能动性，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协定文本和条文之间的关系。比如，在赴明斯克参加了与白俄罗斯的税收协定谈判回国以后，即使是领导没有吩咐，也立即主动去对UN和OECD两个范本和已经签订的32个税收协定的所有上千个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列表。该表在1994年底，我离开这个处和王晓悦来到这个处的时候，作为欢迎礼物赠给了新来协定处的人，不知对她后来的工作有没有帮助。

业余时间的快乐活法

在协定处那一年半的时间里，午间娱乐和业余活动比较丰富。

那个时候的午间休息时间，在我们5楼至少有4种玩法：打克朗棋、计算机飞龙游戏和扑克牌。彼时，楼道里面往往会突然爆发出来自于某一项活动的阵阵争吵和狂笑。

不同的玩法往往有相对固定的群体：

打克朗棋和玩计算机飞龙游戏，往往是涉外税务管理司和海洋石油税务管理局的人共同参与，打克朗棋以涉外税务管理司的苏晓鲁和海洋石油税务管理局的孙立安为主，偶尔腾世超、郝昭成副司长也来捅两下子；计算机飞龙游戏理所当然就是以独孤求败的金更生为舵把子了。

借用一张十年以后的游戏图，条件显著改观

打扑克牌，就是以赵申年、穆树彬、乌丹东、汤廷波和申善庆为核心，地点就在我们协定处的北屋。这项活动争吵比较多，在我的印象中，常常是赵申年挨穆树彬的批评，申善庆挨乌丹东的批评，还能够听到汤廷波和乌丹东互怼，看来，打牌的快感就来源于争吵。

我自从来到协定处以后，活动的内容发生了重大的转向，打克朗棋和飞龙游戏少了，代之以朗读诗文来为魏志梅和毛晓红催眠。那个时候，在我们协定处南屋，有一个硕大的白帆布碎花的沙发，轮到我躺进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显而易见的肮脏的深灰色，还泛着绿光。听说这个沙发是好几任局长使用过，我就常对人说：这台沙发里面，几任局领导和各色人等细菌，随时在上面龙腾虎跃，说得我自己都感觉到身上痒痒的。不知道谁从哪儿弄来了一本很大的书，叫做《世界历史上的今天》，我在为两位女生催眠的前奏曲，往往就是翻开其中的今月今天，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们，偶尔也会按照她们的生日去寻找著名的同庚，好像毛晓红就是与列宁还是斯大林同月同日生。

        就是在我们协定处南屋的这件办公室，魏志梅给我引荐了四川省税务局的吴烈，他可是个税务系统的诗人，一直保持着写作，还常常获奖，但是往往不被人理解，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是一个十分好动的人，总是坐不住，按照现在对青少年的这种秉性的判断，似乎就应该是多动症。恰恰是在这种比较宽松自由的日子里，我就会去主动研究一些工作中的业务事项。看来放任自流，比较适合于我，这在以后与崔胜利搭班共事的几年中，就为大伙儿们办了不少事，那是一段风和日丽岁月静好的快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