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2022年8月9日至9月5日，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城捞沙巷，见到了许多昔日亲友师长，他们都是时间的朋友，通过他们，又追溯链接了更多珍爱的人，今起为文以记之。

        前面的图文谈到了周述德老师及师母和唐家珍嬢嬢、李碧容嬢嬢，今天就来谈谈李群英嬢嬢。在遵义，嬢嬢就是阿姨。

时间的朋友：故乡遵义之行4那些时光群英3李群英嬢嬢

1963年，妈妈带我到了遵义丝织厂二栋宿舍这座两层单身职工房刚进中间走廊左手第1间的房子里，那里当时是李群英孃孃他们临时的家，印象最深的却是七八岁的程淑芳二姐，最显眼的是她身上那条小孩子吃饭时常穿戴的遮盖住上衣面前的大围裙，遵义话叫奔奔儿，很多爱干净、讲究的家庭对女娃儿都是这样做的，那时候的我也有四岁半了。就在这一年，我们都搬到了预制场的家属房子成了邻居，我家住136号，他们就住在我家右手边的137号，直到1990年母亲去世后父亲搬到了烟厂的房子-遵义老城捞沙巷1单元504号，前后与李嬢嬢她们家做了27年的邻居。与李孃孃他们家挨着居住这样长久，既是因缘而聚，更是应约而至，这在我们家是绝无仅有的，由此也能看出我们这两家人，特别是我们的父母们那个时候的关系十分亲近。现在就来说说我们这两家人的缘分。

李孃孃这一大家人

2022年8月17日和20日，与大妹智丽去遵义丝织厂马路槽家属房子看望了长辈李群英嬢嬢。之所以去了两次看望她老人家，是因为17日去看她时，又约了20日与她家人吃饭，这都是盛情难却的事情，恰好可要老人家的黑白老相册翻翻，从老人那里打听一些关于父母早年的往事；与二姐、四娃和五妹聊聊天，寻找一些共同的记忆，这些都是人生中十分惬意的事情。

李嬢嬢这家人的主体成员是一家三代7口：程婆婆是第一代，比我的婆婆小一岁，生于1902年，即清光绪28年。第二代的程惠泉叔叔与我的父母都是生于1932年，即民国21年；李群英孃孃生于1935年，民国24年。第三代有4个孩子：大姐姐程淑华生于1953年，后来叫程英；二姐姐程淑芳生于1955年，后来叫程芳，微信名叫方程；四娃儿与我的小妹琪瑶都生于1964年，以前没有记本名程义；五妹生于1965年，以前没有记本名程蓉，她要比我家最小的兄弟红兵大两岁。

        大妹智丽陪我去马路槽家属房子看望李嬢嬢。

        李嬢嬢的家，左起：二姐姐程芳、大妹王智丽、李群英孃孃、我、四娃儿、五妹。

        李孃孃家蒸饭的甑子。这在我们小的时候家家都使用，那个时候大米是定量供应的，每个月还要搭配杂粮才能够度日，都讲究煮涨饭，使用一种叫做红花米的大米，煮出来的饭膨胀很大，细咀嚼后发甜，还有点米香，就必须要用这种甑子。后来北方米来了，就是更稻米，不涨饭，还有点像糯米那样粘稠，不香，很长一段时间才适应过来，这就是现在通用的产量很高的东北大米或天津米了。那种洗长条的泰国米已经是很晚近才见到的事情了。据说，用这种甑子蒸米饭，要过滤一道米汤，很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二栋宿舍和坝坝电影

二栋宿舍坐落于遵义丝织厂老三大家属区之一的“厂里面“，这里当年的职工住房有六栋，即煤坝两边各三栋；另外两个家属区就是“马路槽”和“预制场”了，后来才在上世纪70年代新增加了“仰天窝”家属区。住在遵义丝织厂及其附近的人都知道，我们习惯上也把“厂里面”称作“煤坝”，把“马路槽”称为“家属房子”。二栋宿舍就在我们称之为“厂里面”或“煤坝”的地方。现在人们只知道“煤坝”和“马路槽”两个家属区了，因为“预制场”已经变成了公路和花卉市场，“仰天窝”的那座小山和房子都全部推平重新开发房地产，肯定不会叫“仰天窝”这种乡土气息浓郁的名字了。

二栋宿舍，早年，也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遵义丝织厂及其周围的名声很响，就是因为那里是我们看露天电影的地方，我们称之为看坝坝电影，即使是现在，我们也称邻家小孩叫坝坝娃儿。经常是在星期六下午，兴高采烈地听到大喇叭（我们叫“广播“）传来那个长辫子大美女广播员谭老二优美的通知：“通知，通知，明天晚上在二栋宿舍放映电影《……》”。那个年代的电影，主要就是三战一袭，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奇袭》，正演前先播放毛主席最高指示或最新指示幻灯片和《新闻简报》纪录片，这已然成了标配，那是必须的。每到放电影的星期天，我们都会早早地，从下午两三点钟就到放电影的场地去占位置，常常就是搬一些大石块儿或者砖头放在那里，后来的人基本上都是默认的，偶尔也有发生纠纷口角的。放电影的银幕，我们叫挡子，那一段时期的前几年就挂在二栋宿舍的中间通道右上方，挡子后面就是存放电影设备的小屋，那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地方，由于放电影的蒲少奇叔叔很凶，我们都不敢靠近那里，这间房子中间走廊的对面，就是我1963年第1次见到二姐姐的地方。后来在面向丝织厂厂区的方向架起了放电影的铁架子，来得晚的人，还会到挡子后面去看。我就不喜欢看反电影，因为三战一袭的每一个镜头在我们的印象中已经固定了下来，影像方向一反，就十分不舒服，生疏。

谭老二的广播室在名叫“科室”的二楼前面中间偏左的位置，小时候偷偷溜进去看过一次就被工作人员轰出来了。”科室”是厂内的领导机关，一楼正后有间小屋子就是电话接线室，里面的阿姨常戴着耳机，将电话线插头插入前方大面板密密麻麻的若干插孔之一，很威武霸气，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酷逼了，这里最令人感到稀奇的就是那对比喝茶的杯子还要大的电池。其实我只是老远见过谭老二两次，属于那种有点洋气漂亮的美女姐姐，一想起她来就有一阵香气暗中飘来似的，每天听到她播音，就自然会觉得好听。

这次回遵义，就听86岁的唐家珍孃孃说，1955年遵义丝织厂筹建的时候，二栋宿舍与一栋宿舍是同时修建的，那个时候她19岁刚从贵阳卷烟厂调来遵义，宿舍完工前还在遵义城里住了一段时间。还听唐孃孃说，我的父母1955年结婚的时候，就在一栋宿舍楼下一层辟了一间单身宿舍，有两件事情十分可乐：一是父母在房门框上拉上了一块布，父亲还从房间里面问走廊上的母亲”看得到里面不？”回答是“看不到咯”；二是父母用大条烟盒，也就是早年装20包香烟的纸盒，盛上些糖果发放，这就算结了婚。

听李孃孃说起，他们是四川阆中人，她和程惠泉叔叔结婚以后，先是程叔叔到遵义来工作，她和老人一直住在老家，并在那里分别于1953年和1956年生了大姐姐和二姐姐，1963年全家人才来到了遵义，这就是我如上所述，在二栋宿舍他们临时的家见到了穿奔奔儿的二姐，以及随后搬到了遵义丝织厂预制场职工家属区137号做了我家邻居的前因后果。

父亲他们

这次在李孃孃家翻看老照片，有两张特别能够引发久远的记忆和情感：一张是程婆婆70多岁的黑白照片，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就在眼前；另一张是程叔叔在遵义丝织厂五七厂前面和曹洪生、周迎新叔叔等4人的随意性合影，这就与我的父亲产生了深刻的联系，起码从1972年筹建五七厂开始，程叔叔就与我的父亲成了同事，那个时候，他是书记，我的父亲是厂长，5年以后的1977年，我的父亲到南白镇的遵义卷烟厂当厂长以后，五七厂的厂长就是曹洪生叔叔。

其实，程叔叔与我父亲的亲近交往，最起码可以上溯到50年代中期，这已为我父母的老相册中两张关于程叔叔的照片所证实：一张是1955年程叔叔在东北的海城学习的个人纪念照，另一张是1959年欢送我父亲到遵义地区正安县丝织厂任厂长的合影。

从我的父亲保留下来的1955年程惠泉叔叔在东北海城学习的单人纪念照，起码可以证实两件事情：

一是程叔叔与我父亲的交往至迟开始于1955年，而这一年却是我的父亲第二次到东北学习，并且在那里与我的母亲订婚。我父亲第一次到东北学习是在丹东，时年19岁，来自于四川南充丝二厂。当时父亲是被作为工农干部来培养的，随后在重庆的西南蚕丝公司的总经理成志平成了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成志平后来任国家物价局局长和国务院物价领导小组副组长，在我国90年代价格闯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由于唐家珍孃孃关于遵义丝织厂一栋和二栋宿舍的回忆，基本上可以推定，我父母是在1955年他们第2次到东北学习后，双双分配到贵州遵义筹建丝织厂的时候正式结婚，那个时候就与程惠泉叔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关于我对程叔叔与我父亲的交道，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件事情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俩曾经一块种过田，地点就是在二栋宿舍与仰天窝小山之间的山沟里，旁边就是供职工上下的石台阶，台阶中段的路旁还有几棵枣树，台阶下来就是丝织厂缫丝车间的蚕茧仓库。丝织厂像这样的石台街有两条，另一条是在西边，下台阶就到了丝织厂力织车间，台阶中段是婴儿室，上面是大礼堂和食堂，再往上一点就是露天电影场了。

二是1959年送我父亲赴正安的合影，这张照片矫正了我们关于我父亲1958年到正安丝织厂工作的时间。我父亲也有一些是1958年或之前到正安的老照片，看来那应该是他去正安出差收茧时的留影。由此看来，再根据我的婆婆和母亲的回忆，我们家应该是在1959年秋天来到正安县城。

听我妈妈说，我是在11个多月大小在正安开始走路的，当她见到我一瘸一拐走来走去的时候，既兴奋又好奇，引得她哈哈大笑。她还说我小时候非常蛮横，两岁左右，有一次赶场（集），抓住农民的菜篮子一个劲摇晃。

听我婆婆说起我一岁多时有两件趣事儿：一是爬进碗柜里，拿了个鸡蛋轻轻敲破，用手指抠了个小洞，董（蘸）着鸡蛋吃；二是拖着一个大人专为我做的很小的竹筐到木工房，抓着大人的裤脚，一边指着小竹筐说:“公公，公公，柴。每回这个小咪咪儿（四川遂宁蓬溪土话爱你小孩的意思）都拖一筐柴回来…”每次讲起这些事情，我的婆婆都会与老人们笑个开怀，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怜的爽朗的笑声，至今回荡在我的耳际。1990年我们小家乘火车回贵州遵义的时候，就在火车上，我的儿子王骞又表演了一次拉大人裤脚然后仰头一笑的节目，弄得一个车厢的人都喜欢这个小娃儿，那时他一岁半。

        1970年代初，遵义丝织厂主要通道上的烘茧房、锅炉房和烟囱。

        这是我父母相册中的照片，是程惠泉叔叔1955年去东北辽宁海城学习留念。

        这是本次回遵义从李孃孃的老相册找出来的照片，上世纪七十年代程婆婆在她家门前留影。程婆婆他们是四川阆中人，离我们婆婆任大秀遂宁蓬溪的家有120公里，但是说起话来差别很大，我们听程婆婆说话一直都不太懂。比如两个老人说“白”字，我的婆婆说be，程婆婆说bia。从小到大，我们家的邻居多为四川人，也有河南和贵州人的，老人们各自用自己的方言尽情发挥，相互之间并不需要听懂各自说些什么，而是兴高采烈地感觉到那种热烈的氛围也就够了，多数情况下是大致听懂了互相再说些什么，更重要的可能就是互通家长里短和喜怒哀乐吧，但是带家中小孩，主要是男孩，特别是独丁丁男孩，往往是主要话题。

        这是我父母相册中的照片，其珍贵之处在于它更正了我们家一直以来说的我们家1958年到正安的具体时间，实际上应该是1959年秋末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快一岁了。从常理上来说，我们家一般不会在我1958年10月刚出生一两个月就搬家，这张照片显示欢送我父亲是在1959年8月10日。在这张照片中，我还认识六人：前排左起1-3是程惠泉叔叔、我的父亲王登喜、我的母亲余芳桂；后排左二就是小学同学张志进的父亲张熹，左四为小学同学奚浙黔的父亲奚定方，右一是后来的五七厂厂长曹洪生叔叔。

        这是我父母相册中的照片，从驻厂军代表看，应该是在1970年左右的合影，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也在厂食堂下面的大礼堂被戴高帽子批斗过一次，被人揪着站在台上最右边的位置，胸前的牌子上面写的是“保皇狗王登喜”，我不知是怎样混进会场里面去的，反正在这样的热闹场所，不是演电影就是批斗人，都有看头。还有一次是看批判电影《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刘少奇一出场，全场就高呼打倒口号，但是我的感觉不一样，按当时的政治正确来判断的话，就是很反动了。因为我觉得飞机上的五角星很威武，刘少奇戴着礼帽很酷逼了，王光美穿着连衣裙很靓逼了，只是不敢乱说。当时见到父亲被初斗，感觉很惬意，并不是因为恨他经常揍我，老子打儿子是从不记仇的，而是他这个缫丝车间主任地位看涨，居然也与走资派沾边了，走资派就是当权派，反不反动也就不太重要了。看来人性中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趋炎附势的天然禀赋，如果不加约束，不克己复礼，一有权势就必然贪腐。我们的幸运，可能就在于权力还不够大，或者总有一种警醒在告诫自己吧，这样就使我们能够保有诗和远方。

        这张照片还认识的人就比较多了，也很有趣，就挑几个来说说。

        最前面一排：左三是还见在九十多岁的徐秀嬢嬢，近两年回遵义每次到丝织厂煤坝家属区都会看到她老人家，说话中气很足。左四是肖顺碧嬢嬢，她的先生叫吴中联，吴的哥哥就是我工作的贵州塑料厂保卫科长吴春联，其女儿就是跟我与1979年4月一起进厂的大美女吴爱玲；肖顺碧娘娘的姐姐肖顺珍就是我家在预制场的邻居，她家中的小美女高永华就是我和同伴们争着打架都要跟她玩的中心人物，那个时候我们五六岁吧，每次见到干净漂亮的高永华都要问她：“今天你张不张我？”，就是理不理睬我的意思，就是要不要跟我玩，可惜高永华早早离世。左六就是我的母亲余芳桂。左八是奚浙黔同学的妈妈戚花珍，和浙黔的爸爸奚庭芳都是上海人，而且都很有气质。左九好像是张志进同学的妈妈。

        第二排：左一为奚浙黔同学的爸爸奚定方，上世纪九十年代还与我探讨学习英语的事情，他那个时候好像要参加一个考试。左三是白朝胜叔叔，与我的父亲关系很好，他的大女儿白秋萍就是与我一起到正安下乡当知青的，那个时候她在双龙公社，条件比我们好，我在乐俭公社，白秋萍现居贵阳。左五是李时应叔叔，与我的父亲很铁，家里有什么事情，或者与妈妈闹矛盾，都会找李叔叔来劝说，李叔叔比我父亲年龄大，所以父亲叫他“李大哥”，我们常不怀好意地理解为“李大科”，是个莫须有听起来就不好听的名字，李叔叔就住在我家河对门，就是隔河相望，他与南关公社书记穆正邦是挨着住的邻居，所以我也经常去李叔叔和穆叔叔家窜，与李叔叔的大儿子李小平很说的来。至今还有一笔与李小平尚未完成的交易：1968年广帽（国防帽，就是真正的军帽）最时兴的时候，李小平答应我可以用我妈妈请人从上海带来的10颗水晶（有机）玻璃扣子换一顶广帽，下次回遵义再去催促一下这笔交易。左六就是我的父亲了，这张像显得很温和，那个时候我所见到的父亲却是很凶的，经常见到他内心就生出恐惧，把不准又是哪一桩我都记不起来的坏事被他发现，后果很严重，常常联想到《地道战》里面的山田小队长，但我没犯事儿或者犯事儿没被他侦查到的时候，他还是很幽默、和蔼甚至温暖的。左七好像是小学同学邓海林的父亲。左八就是肖顺珍娘娘的爱人，高永华的父亲高盛金。右一就是小学同学吴宏光的父亲吴培源，遗憾的是特殊年代突然自缢身亡，由于是同学之父，还是邻居，印象十分深刻。

        第三排：左一就是程惠泉叔叔。左二就是小学同学高明强的父亲高正林，他是我父亲任遵义卷烟厂厂长时的书记，通常来说厂长和书记都容易有一些隔阂的，他们搭档的时候，书记决定厂领导不拿奖金，其他的事情当然由厂长说了算，好在硬把一个快破产的厂子盘活了，后来经遵义轻工局局长段建文的干预，厂里的领导才可以拿一线工人一半的奖金。曾经听说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也是一个工厂里面将相不和，党委书记把厂长的党籍开除了，使之失去了政治生命；厂长把书记的公职开除了，使之失去了生活来源。左三是时任遵义丝织厂副书记的王玉洵，一口山东话，当时我们就觉得他说的话很气派，说起话来还有些幽默。他爱人许莲英嬢嬢是厂职工医院的医生，有四个儿子，我们很熟悉的老二叫王小新，很聪明，1980年还与我一起上过文化小学高考文科补习班，那个时候他叫王晨光，但时间不长，那一段见识了他的弟弟是一个很猫杀（厉害）的娃儿，和我们补习班班长打了一架，我们小时候都不记名字，只称呼他叫“大头儿”，就是脑袋比较大的意思，在丝织厂子弟小学上学的时候，是我的大妹王智丽的同学，后来转学出去了，后来才知道“大头儿”的名字叫王晓光，是我们遵义丝织厂的娃儿中官当得最大的，当上了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但后来又出事儿下来了，十分令人唏嘘，当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九十多岁的许嬢嬢该是多么难过。右三是我的好友梁杭生的父亲梁敬来，丝织厂力织车间的书记，梁杭生的妹就是梁秋霞，我们在1979年一起复习过高考，杭生的妈妈刘孃孃工笔画很好，还曾经问过我英语“瞎子”怎么说，当时没有想起来，反应了半天才想起就是“盲人”的意思，就告诉她“blind”，总算得到了她的夸奖，常常送些好吃的来。

        第四排：左二是刘和庆叔叔，他曾经和我的母亲因为领取文具吵过一架，那个时候母亲因为身体虚弱离开了缫丝车间，来到科室做文具保管工作，那次吵架后她很伤心，说别人小看她的工作，她内心是十分要强的，曾经也是很出色的女干部，起码有两次告诉我要好好读书，要有出息，那个时候我可是爱逃学的娃儿，学习很糟，这件事情对我后来进中学后有一定影响。左三是我家对门的曾在华叔叔家，他家儿子曾川利比我小两岁，经常欺负他，有一次晚上从医院出来经过靠河边的刚死过人的病房，我突然大叫一声“秦兵来了！”结果他就一脸撞在门框边上，伤得不轻。曾家黄敬忠大哥却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鼓励过我的人，有一次放学从电厂铁路回来碰着他，一路都在鼓励我学习，这是邻家娃儿很少有的事情。左四是刘文举叔叔，也在我家对门住，有一次我把他家六四儿的脑袋打破了，刘婆婆就来推推嚷嚷我的婆婆，她虽然比我的婆婆大几岁，但一直在种地，力气很大，我的婆婆根本不是她的对手，一下子被掀倒了，那一次我听到婆婆哭喊着叫“我的杨氏妈耶！”后来听我的嬢嬢（我父亲的姐姐）说，婆婆叫喊的“杨氏妈”是她的继母，对婆婆很好，她无助的时候就会叫喊，起码我听到过婆婆喊“杨氏妈”两三次，这件事情告诉我：继母对孩子不一定就不好。刘文举退休后与现在遵义的盆景大王一起做过生意，但没有做起来就退出了。左五为白仲权叔叔，是对我的学习鼓励帮助很大的挚友白世明的父亲，解放前是共产党外围组织挺进社成员，他的爱人黎嬢嬢是遵义沙滩黎庶昌直系后人，由于她家是两个儿子，就认我的小妹琪瑶做干女儿。白叔叔他们一家，早年住在马路槽家属房子三排房子中最靠山上的一排，是在这一排房子的背面左数第二间，右边的第一间就是我们家认的表叔任作良家了，因为我的婆婆姓任，叫任大秀。有一次这个表叔家来了一个被称作半仙的算命女人给我算了一命，说是要出远门，还拿了半碗黑乎乎的木炭水，我喝了两口，当时并不相信这些，喝两口有坏不了什么大事，就遂人愿了。

        最后一排：左三戴帽子的是曾经当过小学书记的田喜兆叔叔，他们家的故事就比较多了。田喜兆是河南人每次讲课和开会，都会谈到日本鬼子强奸妇女的事儿，他的爱人就是我十分畏惧的职工医院的布医生，专门用大针头打针猛推，我和赵家真因肾炎住院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被她打针了，事后就会去欺负他的儿子二莽（胖的意思），叫他说出他的爸爸经常骑在他妈妈身上打的那些事情。也就是有一天晚上她给我打针的时候，我国发射成功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那是1970年4月24日晚上9点半，刚打完针就有几个大人过来听半导体收音机的卫星发射过程中的隐隐约约的《东方红》音乐，虽然杂音很大，但音乐厅的很清楚，感觉得到大家都认为是一件很大的喜事，那时我读小学五年级。左四就是我的好友魏卫的父亲魏庆宣，他给人的感觉时分严肃强势，也当过子弟小学的书记，还有两层关系已然证实了我们这两家人的缘分：一是他1956年去正安筹建了正安县丝织厂，我的父亲1959年可能就是去接替他的岗位的；而是魏卫的三弟魏宇，我们叫魏三儿，1979年我去上交通局高考理科补习班的时候，他是班长，次年我上文化小学高考文科补习班的时候，魏卫是班长，看来他们家是班长产地，更进一步就是，魏三儿后来成了我的小妹夫。

        这就是父母相册里的这张老照片中我还想的起来的那些人和往事的一部分吧。

        这是本次回遵义从李孃孃的老相册找出来的照片，是遵义丝织厂五七厂门前照的。从左到右分别是：曹洪生叔叔，XXX、周迎新叔叔、程惠泉叔叔。

        这间五七厂，一方面是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遵义丝织厂主厂职工子弟就业的问题创建的大集体企业。1972年程叔叔和我父亲等人筹建五七厂，我父亲是厂长，程叔叔是书记。1977年我父亲离开五七厂去遵义县南白镇烟厂工作后，曹洪生叔叔就任厂长，程叔叔继续担任书记一职。这是我父亲与程叔叔最后一次合作，性格互补，一个风风火火甚至暴躁，一个文文雅雅轻言细语，虽然也有矛盾，但是没有大的隔阂。搞一个企业，也跟治家类似，是跟人打交道直面人性的事情，总是温良恭俭让，孩子就会上房揭瓦，家多会败；总是暴风骤雨，家中总就鸡犬不宁惶惶不可终日。

父母们及程家四孩

程惠泉叔叔和李群英孃孃一共生了5个孩子，如上所言，大姐姐程英和二姐程芳都分别于1953年和1955年生于老家四川阆中，四娃儿和五妹都是在1964年和1965年我们在遵义丝织厂预制场做了邻居的时候出生的。从排行和出生的时间来看，二姐于1955年出生以后到1964年四娃儿出生，其间9年内应该还有一个小孩是夭折了的，这在那个年代是比较常见的事情，我妈就生了6个小孩，夭折了两个。原来，我父母在1956年生了一个姐姐，为了纪念他们是在东北学习期间结的缘分，而且是在冬天生的，取名就叫王冬丽，一岁多生病夭折；在我大妹智丽1960年出生到三妹琪瑶1964年出生之间，还夭折了一个弟弟，现在的小兄弟红兵（后改为洪斌）是1967年出生的，可能是为了纪念毛主席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情吧。

几十年的邻居，喜怒哀乐休戚与共，现在想起来都是满满的快乐幸福的童年时光，却也点缀了些纠结与冲突。

程惠泉叔叔是一个性格十分温和的长辈，这也可能是李群英孃孃性格的奔放和霸气自然映衬出来的。在我的印象中，程叔叔总是和颜悦色，即使是和家人，以及和我父亲一块共事时产生争论，他也一贯是轻言细语，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十分令人痛心的事，程叔叔在1999年一次去海风井打水的时候，不慎跌倒离世，享年67岁。

李群英孃孃，说话中气十足，她一直在遵义丝织厂力织车间工作，经常上夜班，我至今还记得她们半夜下班时欢快爽朗的谈笑，其中还包括对面一排房子东边第二家住的何四阿姨。李孃孃是一个十分具有主见的人，家里的大事应该都是她说了算。我记忆犹新的是，1977年二姐结婚，就是李孃孃亲自召集客人和指挥车辆到30公里外的遵义县南白火车站向哥哥住的铁路职工简易平房举办婚礼的。我还记得我每次挨老爹打的时候，李孃孃总会探过半墙来大声劝阻，在我看来那是多么柔软温暖的声音啦。

大姐姐程淑华，后来叫程英，由于比我大5岁，小时候的交集并不多。但听我妈妈说，我小时候比较调皮，大姐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用一块砖头屑砸中我额头上方正中的发际线里面，按我妈妈的说法是鲜血长流，满脸是红。那应该是我们刚做邻居不久的1964年吧，那一年我5岁，程英姐姐10岁。但我是不记得当时的情景了，可能这件事情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只是在读高中之前，都能在那里摸到一个小疙瘩，后来就长没了。

二姐姐程淑芳，后来叫程芳，现在微信名叫方程，口齿伶俐，能歌善舞。小时候我们经常一块去打猪草、捡煤子儿（拾煤渣）。至今我还记得大姐姐和二姐姐带我和智丽妹去三河塘上面的小河沟游泳，可能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小，在小河沟桥头碾坊上游水槽里，一遇到冰冷湍急的水流，就十分恐惧，只见到大姐姐和二姐姐她们悠然自得。更将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漂亮的二姐姐，后来找了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英俊潇洒的向哥哥，生了向飞和向婷一儿一女。

四娃儿是他们家4个孩子中间唯一一个男孩子，从小就是婆婆和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却被两个姐姐当成宠物一般把玩。四娃儿小时候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有三点：一是他的胆子很小，我们一挤眉弄眼就会把他吓哭；二是两个姐姐在他的头顶上扎了一个朝天冲小纠纠；三是作为他们家4个小孩中唯一的一个男孩子，总被程婆婆呵护着，我经常吓唬他就哭，为此还与程婆婆闹了不少纠纷，按我妈的说法就是他们家的“金包卵”。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程婆婆几乎不让四娃出来跟我们鬼混，生怕他出去受气被欺负，或跟着我们惹是生非学坏了。有一个场景已然在目：程婆婆经常用一张长凳子坐着堵着门口，就是不让四娃儿出门，如果是五妹要出去，她会慢悠悠的起来挪开板凳开闸。后来四娃儿大一点的时候，就学着翻半墙从我们家出去了。

近些年回到遵义老家，都会去看看李孃孃，自然就会谈及四娃儿，每每都能使我刮目相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遵义城里歌舞升平，四娃儿在一个乐队打鼓，还有一点名气；后来爱好上了养鸽子。上前年我还到他家去看过，上百只鸽子，俨然成了赛鸽的培训基地，一讲起鸽子的培育和血脉，以及国内外的信鸽大赛，他总会娓娓道来，使我从内心叹服不已，他好像学什么都能够做好。更使我对这个小兄弟产生敬佩的是，他十分看重做人的尊严，即使是在言语中感觉到不被尊重，使他尊严受损，不惜重新组织家庭。在当今社会，能够如此珍视做人的尊严，爱护自己的羽毛，真是十分的难能可贵，使我对四娃儿点赞加分不少。

五妹小我7岁，因年龄差距，小时候交集更少。但是我们是看着五妹一点点长大的。她刚开始呀呀学语的时候，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程麻子！程麻子！”这可能就是我父亲经常是隔着半墙这样大声呼唤程叔叔，被五妹听见就跟着学，而且说得干净利落字正腔圆，往往能引起阵阵哄堂大笑，程叔叔越是悄声阻止，她就叫得越响亮。这些都是发生在50多年前的事情了，也是共同的时光赠送给我们的金色礼品。

左起：二姐姐程芳、大姐姐程英、王更生、五妹。

坝坝娃儿

我说的坝坝娃儿，仅指以前遵义丝织厂预制场医院后面临河的两栋平房和医院一层的三套房子的孩子，不包括子弟小学山上那两栋房子的娃儿。遵义丝织厂预制场，即这里的两排房子，加上医院三套房子共有住房39套，前后有六家人搬走搬来，即总共住过45家人，共有279人，除开大人，包括父母和10个祖父母辈的老人共100人，仅小孩子，即坝坝娃儿，初算就有179人，这个数字是我和我的大妹回忆及询问得出来的，准确率应该在98%以上吧。（参阅《馨馨家园15：童年及小学时代15-小江湖与南宫山的火车-儿时邻居名录》）

       我们身边的热心人

        细想起来，在我们人参的每一个阶段，都有那么一些热心人，每当有什么活动，都会不辞辛劳甚至常常被人误解为大家干活儿，使得即使是久别的人，每每赶上了所属的那个不同阶段的友人的团聚，都会感觉到来自于命运所赋予的那种暖暖的情怀。有这些人的相伴，真就是一种求知而不得的缘分，十分难能可贵。坝坝娃儿中的王老四、王智丽（我的大妹），小学同学中的张志进、刘洪耀，中学时代的陈亚娟、饶洪生和石建，知青战友中的杨本刚、余世禄，工友中的龚鉴蓉、邓荣英，大学同学中的杨萍、伍舫，以及公务员同事中的付瑶、陈联波和王裕康，他们是我们生命中的有情有义的人。一路走来，在如今这个大变局的人情淡化的焦躁世界，有他们这些人的加持和陪伴，我们就不会散，这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坝坝娃儿、小学、中学、知青、工厂、大学及公务员各个时期的部分人员合影。

2019年3月31日坝坝娃儿团聚

        在我们的生活中遇见的人很多，极少部分是应约而聚，大多数都是因缘而至，这是一种什么算法使我们曾经走到一起来的呢？

        时值国庆长假即九九重阳，还是借用唐朝诗人王维据说是他在十七岁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作罢这篇图文吧。有一万一千多字，是我们坝坝娃儿的共同记忆，如果想听读全文，可在百度浏览器打开听，大约需要4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