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不足惜

唯恐家音渺

五伦皆惘然

心忧亲人少

　                                    -- 思念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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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中，父子、夫妻、兄弟就是天伦，故有天伦之乐焉。

礼崩乐坏自春秋始，看来有甲骨文、青铜礼器以降的3100年间，不坏的礼乐扬善征伐惩恶义举，仅仅存在400年，周公之礼，除了夫妇之道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底色外，好像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敦行。所以，在五大人伦理常中，比较靠谱的就是三大天伦乐，其中夫妻作为家庭伦理道德，也已经若隐若现。打开电视机，成天见道更多的是家庭财产纠纷父母夫妻反目，要靠法律来规范，这是公共权力的进步，家庭伦理的没落，其结局是社会近现代化。

我还是怀念童年的那种不言自明的亲情伦常和气宇互通热忱互染的亲亲之情、馨馨之家。其中最没有杂念的就是婆婆（祖母）对我的怜爱，那是一种深刻于四川农村文盲内心深处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和血脉之情。我是她唯一儿子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孙。

1980年与婆婆在家外面的空地合影，那时候我刚从下乡的正安土坪内招到贵州塑料厂

婆婆的枕头

我们家庭结构是农村和城镇合一，父亲家几十代人都在农村，按照家谱上记载的姓氏字辈，在遂宁蓬溪骡子堰这个地方已经有二十多代人了。到我这一代是“朝”字辈，儿子是“选”子。曾经为此还与我们老司长王选汇开过玩笑，他说：去你的，我们个你们不是一家。

我妈妈这一家人相对而言有优越性，由于其父开酒铺，加之幺姑娘，娇生惯养是少不了的，更有甚者是，五十年代老爹想着歪点子追求吗妈时，她是绝对的强势，这种势头一直挺到了文革到来，妈妈做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典型气质，加之身体每况愈下，就沦为弱势了。

在我姐姐冬丽1956年出生的时候，是按照妈妈的意愿由外婆来带的，冬丽一岁多就死了，这就为父亲让婆婆来带我们找到口实。

婆婆从四川老家到遵义来带我时，首先就是观念上与妈妈的严重冲突。妈妈是洋派青年，还能说几句英语和朝鲜语（可能是到东北丹东等地学习时学的），能歌善舞，还打篮球，这些就与婆婆格格不入了。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说，父亲唱歌跳舞怎么也学不会，她参加舞会的时候，父亲也想参与，只能去打鼓。这些都在后来文革期间催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最让婆婆难以忍受的就是妈妈响应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卫生带置于光天化日下晾晒，婆婆很多年后想起此事都要骂人，说“骑马片！”

在我们家排行老四的弟弟出生后，为了增加人力照顾，妈妈又叫外婆来遵义了一段时间，不知怎的，四弟又死了，从此外婆来遵义呆的时间都不会很长了。大妹说是我喂弟弟吃蚕豆弄死的，我也不太清楚了，这算我62年来唯一的一次疑似人命案吧。在我们生长的年代，死小孩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就我们相邻的两排平房七十年代就死了三个，一个是上一篇图文说的童年天使高永华；一个是我家隔一家的邻居封老四，十三四岁的男孩突然一天晚上就被人杀了；还有就是李四儿，死于一家人食物中毒。看来未成年人死亡率是一个社会进步文明与否的指标，洋务运动时期大清代表团到达英国后就发现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其中就涉及到未成年人死亡的事情，代表团成员发现：英国居然见不到弃婴！直到我下乡的1976年，在正安县城杜叔叔家旁边的泥路边就见到一个，小时候我们家附近也见到过的。

妈妈总嫌婆婆脏，但是有一点她不得不服，就是婆婆带我们四个娃娃，除了大妹先天营养不足外，个个都一肥二胖的，妈妈也就没有神话可说的了，但是她们之间的隔阂终身未解，一件小事就会翻起大浪。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都是难以理解，就是我小时候经常打开婆婆的枕头，里面全是些挽成团的布头，从枕套倒出来足足有几十个，我会全部拆开，总能有所收获：找到硬币。那个年代，糖果一分钱两颗，冰棒（棍）三分钱一支，月饼五分钱一个。每次妈妈带我上街，都会在方家对面的酱醋铺子买一小碗醋让我喝，一分钱。婆婆的枕头，几年间也开过好几十次了，她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及过这将事情为之大冒肝火呢？

在婆婆的眼里，嫡传长孙就是家的未来核心，这种旧观念，她还遗传给了她的女儿，我爸爸的姐姐，我们叫嬢嬢。

偷铜

钱有了上述购买力，就时刻牵动着我们少年的心。小时候经常有人走乡串巷收旧货，也收牙膏皮（铅质那种，后来的铝皮和塑料皮不要），一分钱一个，我们都嫌来钱太慢，铜却是一块钱一斤！文革那些自由散漫的日子，义海情天，见到像铜的就会扒下来，胆子大的直接去厂里拿，胆子更大的偷马达出来砸开取铜，里面的转子就是用铜丝绕成的。

婆婆妈妈

别误会，我说的是我的婆婆婆的妈妈。我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听婆婆喊过两次：一次是与我爸爸为了我吵架，小时候我是舍得一身剐，虽然不敢把爸爸怎样，但是干经常动他的奶酪-钱。那一次爸爸常把一块钱放在明面上，但是我知道他的险恶用心，从来不动，只是去动他的藏得很深的更多的钱，他发现十几块钱不见了，用算盘算了好几次，最后拧我起来，那个时候电影上英雄人物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荡然无存了，很快就招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我是从旁边的抽屉进入到中间那个紧锁空间的。那一次揍得较狠，钻到了婆婆的床下去了。在暴君发威的时候，我们家一般是没有人敢言语的，但这一次婆婆忍无可忍阻止拉住了爸爸的手，连她也挨了几下，那一次婆婆喊了她的妈妈：“杨氏妈也！我的杨氏妈也……”后来听婆婆说，她说的“杨氏妈”是她的继母，带他很好，视同己出。自从那一次被父亲那么狠揍以后没有多久，我就很快又开始惦记他的奶酪了。第二次婆婆喊他的“杨氏妈”，是在我用砖头砸破了对面房子的刘老六的老袋后，他的河南奶奶来找我婆婆算账的时候。

母亲，小时候的保护伞。长大后的附身福。我们在最为困难无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

红花呢绒袜子

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打过小工，第一笔收入十来块钱，那也是我劳动一个多星期的收入，我就花三块多钱给婆婆买了一双红花呢绒袜子，她还有意识搬棵板凳在无外做着展示，那颜色虽然极不适应于她，穿在她包过的小脚上也不合适，但她还是很高兴，说“我孙头也挣钱了，他给我买的”。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这排房子后面左侧顶头一家，长辈叫李子寿（音），他是个泥水匠，也就是砖瓦工，是他叫我们去干的，一天挣1.05元。他的夫人叫冉芝兰，向来就认为我傻，因为我被大小孩逼着钻潲水（泔水）桶这件事情，她始终认为我是不知究里自愿去做的，实际上那桩事情是被大孩子们关起门来打狗，按着头硬往桶里塞的，说张世伦（比他们又大几岁，应该是叶让他们吃了苦头的）和某某美女在里面（俚语，暂时省略800字），我一直想解释，大家都不听，选择性不听，否则就没有故事了，没有意思了。李家有三个小孩，大儿叫李一金，两个妹叫李玉珍和李玉香，李玉香与我大妹几十年相交甚笃。

那些以大欺小的大孩子们，幸好我没有称王成霸，否则可能会把他们宰了，也可能像韩信那样请他们一起来搓一顿。反过来想，那也被我们收拾的人，也都成了善良平凡的人，否则我们也危险：）

小时候的事情想起来真有意思，总是不会都是美丽的童话，但时间久了，我们人生提升了，回忆起来就都成了心怡有趣的事情，是我们成长中的喜怒哀乐，成人后的峥嵘往事。

遵义地望土宜：桃溪寺

遵义，西南一隅，黔北文化重镇，古时属于四川，大清雍正年间才划归贵州。

我小时候，也就是小学低年级，最远的地方莫过于每年春游去到的桃溪寺了。

那个时候的桃溪寺有两座水车，一个敬老院。暮春者，春服既成，同学玩伴二三十，浴于水，野餐于河心小洲，咏而归。

每年去桃溪寺春游使我们而是冀盼，一年最快活的事情也许就是那一朝。从小学初发，步行一小时，远远就听闻呜呜呀呀的水车转动的声音，悠远而空灵，直听到人都恍惚了，那是一种地老天荒的天籁之声，至今绕梁不绝。

敬老院也是我们感觉到神奇的地方，每次去都想一睹芳容，但是每次都被呵斥，里面的老人也都目无表情，神秘莫测。

但是，我始终不知道桃溪寺还真有一座寺院，可能是那个年代封了关了，我真正去到真正的桃溪寺，还就是尽是多年的事情了。

2014年1月30日我初次拜谒桃溪寺，里面梵烟袅袅，香客不断。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我的家乡遵义的寺庙里，大都见到些比丘尼，就是尼姑。那一次在桃溪寺问四川来的俗龄40岁左右的尼姑桃溪寺的历史时，祂说这间寺庙最早是杨皇帝敕建的。我立即想到自唐到明同志遵义的杨氏土司。

在2014年那次与父亲继母和兄弟姐妹到桃溪寺山间农家乐时，还经过了我刚工作时的贵州塑料厂故址，厂早没了，厂房那时还没有拆完。我记得刚进厂时，见到的工友都是帅哥靓妹，有一个最漂亮的妹妹，我还记得那个眼睛真漂亮，在去年工友40年聚会时，还拿出了我在工厂唯一的一张民兵合影照，并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我。那个时候，风华正茂，我心有旁骛，想上大学，否则又可能是另一份缘起：）

现在这厂房可能拆得差不多了。有相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