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洁的的四川话

误会与关于哲学的比喻

1、约翰弥勒父子关于误会的对话

这个段子不知道是不是编的，但十分有现实意义。写《人类简史》的赫拉利就说，光讲故事就可以动员起150人来干活儿。

写《论自由》的哲学家老约翰弥勒退休前告诉他的儿子说：我干了一辈子的哲学，发现人类的争论90%都来自于误会。十年以后哲学家小约翰弥勒告诉他老爸：剩下的10%也是。

2、黑格尔关于哲学的七个比喻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对哲学作过生动形象而又耐人寻味的七个比喻：

*庙里的神

“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是的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厮杀的战场

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 。

*花蕾花朵和果实

“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便消逝，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掉了；同时地，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方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现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彼此不相同，并且相互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

*密涅瓦的猫头鹰

密涅瓦就是罗马智慧女神雅典娜，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不是旭日东升的时候在蓝天里翱翔，而是在薄暮降临时才起飞。“时代的艰苦使人对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的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活动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

*消化与生理学

哲学反思的作用不宜无限夸大，以为人类的存在都系于哲学。一种较为客观的说法是，不学哲学照样可以思维，不过学哲学可以更好的思维，就像生理学对消化的理解那样。

*同一句格言

同一句格言，从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含义是根本不同的。“老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即使这些小孩也懂得这些宗教真理的内容，可是对他来说，在这个宗教真理之外，还存在着全部未曾经历的生活和整个未知的世界。”

*动物听音乐

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它必须经过思考，就“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音调，但这些音乐的一致性和和谐性，却没有通过它们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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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会

亲身经历告诉我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凡是因误判导致了误会，之后的负面情绪，就再也不会误判了。还是那句老话：冤家宜解不宜结。

1、杨大哥可能误会了我

在预制厂我家隔壁右手第四家，是杨方元大哥的家，1960年代末他结婚大喜的日子，我在他家门口见到他时，十分羡慕地用了一句简洁的四川话（遵义话于四川话一样，这个地方以前就是四川的一部分）: "嘢。"他顺手给了我一个耳光，印象深刻。

2、我误会了冯外婆

我七八岁最懵懂野蛮的时候，有一天冯外婆见到我十分亲切地摸摸我的头，微笑着说：“这个娃儿脑壳又大又圆”，我感觉好像受到轻蔑，抬起头来就是一句：“我日妳的妈！”从此以后，冯外婆见到我就骂。这么多年来，一想起此事就深感内疚。

3、西方人可能也会误会

北京奥运会时，法国曾出现过封堵我奥运健儿火炬传递。此事使我想到一个经典纪录片，就是二战前德国天才女摄影师兰妮-里芬斯塔尔接受国际奥委会委托拍摄的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当时纳粹德国倾其全力，拍了这部《奥林匹亚》，从此开启了奥运火炬传递的先河。西方人可能也是站在西方中心视角，首先认为中国不行，然后顺着其逻辑推论。在与西方人打交道过程中，特别是大国博弈的大背景下，我们也去看看他们的历史记忆，定有裨益。

《奥林匹亚》片头拍摄希腊外景就用了七八分钟

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的《奥林匹亚》，也开始了火炬传递

但是不得不看到兰妮里芬斯塔尔这个娘们儿确实厉害，二战结束后关了几年，72岁娶了追随她的40岁小伙子，并到非洲开始学习潜泳，一百岁发布海底世界纪录片。九十年代我们一些电视台的海底世界多出自其手。

上小学的那些事儿

1、红卫兵大串联后我们不上课了

小学二年级文革就开始了，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正是一件快意的事情。66年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居然可以不上课了，我们遵丝子校的教室都把课桌并成一张大通铺，上面铺垫了厚厚一层稻草，可能是为了接待串联的红卫兵的吧，我们没有见过。但却进去玩过，也是疯玩儿瞎玩，那是一见到日光灯条就会去取启辉器，拨开里面的洗玻璃管，塞上火柴头，点火就可以啪地打出去。

那个时候，小孩子们兴起了一种坏动作，见路灯就砸，大人也不敢管，也管不了。没有路灯了，在很多黑暗的地方小孩子就有机会使坏，那些事儿以前的图文有所提及。当时听人说过，马克思就是这样区砸烂旧世界的。

2、差点成现行反革命

瞎玩儿得不到组织承认，缺乏正义性，久了就觉得还差点劲，而且经常面临老爸的严惩。有一次，上二年级的时候，在教室课桌边的墙上画了一个国民党的十二角粑粑（青天白日），被人发现告发，查到了我的头上。后来经查我家世代贫农，没有历史反革命嫌疑，现反可能有不太够，就叫家人教育了，后果有点严重，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轻松扛过来了。这件事，要是家庭成份不好的话，那就很严重了。

3、田喜兆校长（？）

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是田喜兆当校长，他亲自教训了我，我发觉他每一次谈话甚至讲话都会说“强奸”两个字，这从官方口中说出来还是很刺激的，他是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事情，几乎谈任何事情都会转到那上面来。所以每次远远见着，我们都会轻轻说一句河南话“强-奸。”田的夫人就是我们丝织厂医院的布医生，1970年4月24号晚上就是她给我打针的，她会与你聊些别的什么的，然后猛推针管，享受着你脸上那43块肌肉是怎样扭动出迷人的表情，那天我国打第一颗卫星。所以我们总会找他们的儿子算账，不是揍他，而是套话开心，问：晚上你爸爸妈妈干什么了？他总会条件反射似地说：我爸爸骑在我妈妈身上打，然后钻鸡圈。

4、“大头儿”和第一虎

在此还想到了王晓光，我大妹小学同学，我们叫他“大头儿”，由于那时较小，参乎不到我们中来。但是1980年高考补习时，他为了给其大哥报仇，用一瓶董酒破了我们班长的相，当时见到我就说：王登喜滚开！不管你们的事儿！（叫父亲名讳，当时会觉得侮辱）当时属于课间，人都懵了。后来反应过来后，二十多人追到他中医院的家，大家一到就砖石伺候门窗，后来他妈妈许莲英出来叫我们劝一劝其他人，都是街坊邻居的。那一次要是逮住了他，可能就挂了，就不会有十八大以后第一虎了，“大头儿”坐到了贵州省常委副省长。

5、改邪归正摔掉了牙

自从差点成为现行反革命后，没有多久就想走正道了，开始学雷锋做好事，每天放学后打扫教室，早上还帮助邱公公干活儿，因为要成为好人，他这一关必须得过，我们感谢什么糗事儿，他老人家明镜似的。没有多久就成了先进分子，还加入了红小兵，最后晋升为红小兵纠察队员，可以纠正其他小孩子的缺点。我的这颗左边的门牙，就是1970年去遵义市中心的丁字口参加红卫兵、红小兵大会后回家途中在狮子桥上摔断的。当时桥上挖沟，我只顾边走边摸石狮子去了，没有看路，就这样，oh, my ya!

6、那些班主任和学校刘主任

自从上了小学以后，就觉得还是学前班的郭老师好，总是希望她继续带我们，痴心妄想。后来就是刘金先、唐老师、陈文华等老师了。

刘老师带我们的时间长，所以小学同学聚会都是请她来参加的。

唐老师是从缫丝车间调过来的，她很严厉，经常唱着歌教训我们，所以她的歌声总是寒风嗖嗖。另外，唐老师还是411派的，跟我们丝织厂“支红派”是死对头，以贵阳省会为据点，所以她总显得另类。我记得有一次她谈到毛主席请李双双吃饭一事时说，要是能够与毛主席吃饭睡觉，死了都愿意。我们当时不太明白这些崇高理想，只是觉得她可恨，背地叫她“糖包子”。

陈文华老师，是一个比较威严的男老师，师范毕业就来当我们班主任。他的夫人雷全伟好像没有正式工作，捡煤籽儿时经常见到她，对我相当好。陈老师教算术，以前图文说过，他曾用自行车搭载韩剑萍去城里参加少年文艺活动。他是小学高年级来教我们的。有一次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做算术抄谁的？“我说”没有抄谁的，自己做的。”他说：“还不老实，过程都没有就得出答案了！”我说我都是这样做的。那个时候做乘法我不会竖式，直接心算，三位数乘法可以做对一大半。后来陈老师知道了这个缘由，特地找到我的父亲说：“你这娃娃，有前途。”自此以后，父亲好像无动于衷。

学校领导刘主任，是个很有风度的老资格老太太，大家都很尊重她。我记得她讲话的时候，“革命”两个字拖得特别长，满满的正能量。后来听说不知怎么搞的她的小儿子被人杀了，令人唏嘘。

文革期间武器管理混乱，我大妹是民兵打靶队的，还把三八式不抢带回家，我还拿出门朝天打过几枪。那时候丝织厂里发了两桩事儿：一是我小学同学劳丽华的哥哥劳越航是持枪联防队员，他把枪借给别人犯凶案，他受到牵连，在法庭判他三年时说“老子出来要给你们算账！”后经法院合议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毙时还是托人找了一个会打的，没有爆头；另一桩就是我家附近的堰塘边住的邱德姆了，他拿德国式冲锋枪在公交车上装喝酒醉杀了仇人，也是被枪毙了的。他们都是碰上了八十年代初的严打，从重从快。活生生的生命，看着就没了。

如今静好的时光真好。

遵义地望土宜

在我们小学时每年都要去春游的有两台巨轮水车的桃溪寺旁的山上，有一座规模较大非同寻常的古墓，我们叫“皇坟”，还有另一座更大的在更远的地方，小时候都光顾过。十多年前曾和家人去农家乐，还专门旧地重游，比小时候不同的是荒草漫腾，墓内动过。这两年也试图在去看看，但已经封山了，不知道是不是文物保护改造，亦或是房开商相中了那块地方。凡是有古墓的地方，都是好风水。我们晾果厂17、18号楼当年就是墓群，搬过来前，在王裕康楼下遍地是骨骸，我还问过施工人员，说是回民公墓。

但愿是文物保护性改造，为数不多的东西能够幸存下来，就像那座“龙坑乐善好施牌坊”。

这座古墓应该也是统治遵义地方700多年的杨氏土司家墓，曾经桃溪寺里面的那个比丘尼说过，寺庙是杨皇帝敕建的。后山上的古墓，还有廊柱基座似的石料，当年应该有亭阁镇守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