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题目有一些敏感，但是作为过来人，当时也还是个小孩子，也就从蒙童的视角陈述一点感观，主要还在于全球视野的思考，不论东方西方文化差异被非理性地夸大，只要站在人性的基点去看，总能找到一些共通之处，看来这也是东西文明融合和全球化到来的现实基础。

先看看三幅油画：

第一副画是《自由引导人民》，作者就是黑衣我抢的护花使者，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画家德拉克瓦的。后两幅是中国无名氏描绘的文革期间武斗的主题，青春的美丽和生命都赋予重大政治背景之中，成为转瞬即逝的一抹嫣红，绚烂儿壮烈，却毫无意义，势必被淡忘。我们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对那段历史是直接的感性经验，所以，见到这些油画，总有后来的理性思考者不曾有的人间感悟。

近些年来，也有人提议建文革博物馆，我看意义不大，已经消逝的东西就不要再去造假了，只是我们不要随时把真的毁掉就不错了。

我十分赞赏的是重庆的做法，保留了红卫兵公墓，就在沙坪坝公园里面。那才叫尊重历史，并且不铺张占用后人的资源，就是保留了原来的模样，为那些不忘历史反思扬弃历史文化的人点赞。

重庆沙坪坝公园里面的这座红卫兵公墓，应该是全国唯一保留下来得了，大多数人都认为既然是不看的历史，就让它湮灭吧。这是一种善良人的善举，却十分不智，应该留一点让后人反思，吸取教训。“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不鉴之而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唐-杜牧《阿房宫赋》）。

去到沙坪坝红卫兵公墓有一个诀窍，肯定铁门上有一把大锁，但是它轻轻一拉就开：）你尽管进去。

九大

对于九大的深刻历史意义，我们这些小孩子不可能知道，当时最大的兴趣就是会半夜放鞭炮，敲锣打鼓，这才是我们的菜。

每当有好事情来，我们真的就兴奋，因为又可以去疯玩，捡未炸的鞭炮烟花，红红绿绿的，在当年单调的色彩时代，着实是一番风景。

那个年代喜事连连，印象中好像是在阴雨绵绵的傍晚路灯下雨丝飘飘中，广播传来佳音：“粮食产量过黄河”、“粮食产量过长江”，还有万吨水压机，我大学同学的老爸就参加了万吨水压机的设计。

当时贵州的广播还有讲贵州话的，是一个耄耋老人拖着嗓子慢条斯理地播音：“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人民改放军……”

在我们遵义丝织厂，最大的喜事莫过于女模范龚玉凤代表全厂3000多职工，到北京参加九大，亲自见到了毛主席，哪种荣耀，一点都不输于现在穆斯林去麦加朝觐，甚至更光荣。她回遵义丝织厂热烈场景历历在目，提前很长时间，工厂道路旁夹道欢迎挤满了人，杨天我山上都是人，车一到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绕梁几十年不衰。

好像九大毛主席下达的最高指示是：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现在想来，那些恢弘，也就我们过来人还提起，再过些时日，我们淡去，也就渐行渐远最终也会杳无声息。

我们工厂经历的文革

1、砸亭子

文革开始的时候风起云涌，局面一时有些失控。我们遵丝子校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好像就是去砸马路对面的海风井亭子了。那里真的有一口井，我们后来常去那里打水，隔壁的程慧泉叔叔就是老年后去那里打水时摔下水沟不治生亡的。以前那口井有巨石板砌着，后来可能是被人搬去私用了。当时我们相信老人的话，在那里去听东海的声音。在很静的时候，却是能够听到嗡嗡的闷声，以为这就是从东海传来的。那里以前应该有寺庙，到了文革时期就剩下一座亭子了，就是那种四川雅安那些寺庙常见到的那个样子，怪怪的，有些妖气。砸亭子是全校一窝蜂去的，我们到的时候已经砸得断碣残碑了，满地杯盘狼藉，小孩子们在疯抢一种白色碎块，说是海螺面。

2、危险的时刻

前文讲过，我家住的预制厂附近住着一百多公路二队的年轻人，是为了修电厂的铁路桥从贵阳清镇调过来的。贵州文革期间的派系是411和支红派两大只，411聚点在贵阳，支红派据点就在遵义，公路二队全部都是411，在遵义这个地方，相当于反动势力在红色革命的包围之中。两派经常发生些口角，但是还没有大打出手过，不过也有一次危险的时刻，就是他们曾试图冲击工厂。由于临近，他们的食堂就在离家不远的丝织厂机动车间旁边，我们还时常去打菜，有一次还犯险，上午趁人不在去贴了一张革命标语：“打倒411！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对他们而言，就是反动标语，简称反标。中午开饭时我还去观察敌情，都说一定是大人干的，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字很糟的。

真正的危险都是发生在大人之间的。在公路二队放出话来要冲击丝织厂主厂区是，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使遵义丝织厂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工了，就是厂革委会加各个车间主任，他属后者，参加工厂议事，有一次我跑到科室二楼从门缝中见到了父亲，有十几个人，抽烟很厉害，浓烟滚滚。

如前文所言，我父亲是属于保皇派，搞生产，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同政治态势脱得了干系，那次危险就是一个例子。那天工厂大门已经有很多公路二队的人了，还在局几，我父亲那天刚好值班护厂，在有准备：在厂大门内架了两挺德国马克沁重机枪，听说在里面的蚕茧-绸布仓库二楼还有，护长对手中都有步枪和德国式冲锋枪。外面的人在骂，叫里面的人出来，差点就出大事儿。后来听父亲讲，他告诉护厂队，411敢进厂大门，就开枪。还听其他人讲，说公路二队的人扬言，要杀死王登喜全家。难怪后来父母把弟妹都弄回四川老家去了几年，唯独没有让我去。可能当时他们认为我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而且经常伤人，还怕到四川后没人管得了，把人家草房点燃。现在想起来其实是很危险的。

经过很多事情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派系斗争，通常是不会发生大的流血事件的，因为大多数人心都是温和善良的，只有在两排力量势均力敌，头头蛊惑性强才会泛起大浪。重庆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是重庆有一派叫815，在杨家坪一次就死了几百人，重庆兵工厂除了飞机，其他所有的武器都拿出来了，杀起人来效率太高。那个时候四川是刘希挺和张茜婷（音）两口子把持，其地位高到快叫万岁了，所以中央遏制派系斗争，第一时间就是枪毙这两口子。

就是在四川闹武斗期间，重庆局势更加严重，我的表哥居然光着脚就到遵义来投靠我的妈妈了。那个时候他有十五六岁，妈妈要爸爸给他找个工作干，爸爸没有办，为此还经常吵架。因为爸爸对蓬溪老家的人关照的较多，我幺爸就是那个时候来到遵义的。由此又引出许多事端：办好了，就没事儿；没有办好就惹一身骚，有两件事情就是没有办好的，一件是我的近亲朝群姐姐嫁到贵州，事情是父亲引荐，其父来遵义亲定，但是后来发现男方精神病严重，而其公公有些事情还亲自上，还为此坐了三年牢，但是姐姐的妈妈就硬说是被我老爹卖了的，还有一件就是一个当剃头匠的亲戚来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没有调到遵义来，回去后就多有微词，这些事情都弄得老爹很不爽。其实朝群姐姐嫁到贵州来这件事情的主要推手是一个叫王忠明的长辈，1965年左右他结婚的情形我还有印象，其夫人是坐着花轿，戴着墨镜加到河对面的黄山半山腰的，那里的狗很厉害，我们都不敢靠近，但那肯定是文革前的事情，因为坐花轿戴墨镜这类封资修的流毒文哥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当有问题需要有人担责的时候，他们，特别是王忠民的夫人，也就是精神病人的姐姐，就消隐得无影无踪了。这就是人性，这就是生活。

3、彼得原理等三大定理

丝织厂支红派与411的这一次对决，现在看来显而易见存在不当授权的问题，也就是父亲当时自以为是的捍卫革命生产资料，也不可以有下令开枪的权利。这就涉及到20世纪官僚制管理学三大定理：彼得原理、墨菲定律、帕金森定律。

彼得原理就是：在官僚制（科层制）中，低等级员工都趋向于上升到他所不胜任的岗位。

帕金森定律：就是武大郎开店，不会用比自己更强的人，要么将熊熊一窝。

墨菲定律：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在文革那样的社会背景中，即使是现代管理学三大定理所揭示的坏局和风险，好像谶语一样灵验。在我们的社会经验中，常常见的是嫌权力小，办不了大事儿。其实，如果权力和能够承担的责任不匹配，权力过大，正如三大定理讲的，往往都是发生坏事和灾难。丝织厂的那次风险只不过是没有发生，存在偶然性，真正发生了，两败俱伤。所以，经验告诉我们，那些成天嫌权力小的人，对其一定要小心，因为墨菲定律，坏是总会发生。

4、卫校革命教育基地

文革期间遵义卫校曾经是阶级斗争教育基地，是因为那是支红派红色包围中的411聚点，后来被攻破了，里面就成了遵义市教育基地，我们被组织进入参观过，当时就想起四川万恶的收租院，阴森恐怖，里面也有关押革命志士的水牢（后来也听人说是用来储存饮用水的池子），校内楼与楼之间用人眼一般见不到的漆包线（小型电动机之类的绕电磁感应转子的细铜丝）连着，可以随时引爆炸药。那一段时间支红派民兵随时都带了抢的，听说有一次一个程度牛人在卫校附近公路上支红派的车前用自制的火管手枪向天开了一枪，吼道“不许动！”立即被打了一枪死了，内脏四溢。

5、革命烈士王廷瑞

有一个支红派阶级兄弟，叫王廷瑞，被阶级敌人活埋了，就在桃溪寺附近，我们很快就到过埋人现场，其实小孩子就是去看热闹，《地道战》都看了若干遍，这也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吧。后来在遵义市中心的大饭店搭台子纪念烈士，全是革命群众都参加了，几十万人排长队走过盛有冰块的玻璃棺，人就在里面，那是也有缅怀之情。大饭店被我的一个朋友买了拆了，修成了今天的遵义东方大酒店。

6、何某某

人的许多天性好像真就是与生俱来，小时候对大孩子是不是凶狠，是能够感觉到的。看来王阳明良知天成，心即理，康德批判中的先验论不无道理。我们四近有个大我们很多岁的何某某，一看就内心生畏，跟随朋友到过他家，刀剑棍棒目不暇接，如果真如那是一些人认为可能到来的乱世，当是一英雄。又一个道听途说，讲批斗丝织厂走资派的时候，此君硬是把厂长张志京的头发扯了一大把下来，听说后来张趁人不防捡回了头发，在他当遵义市委书记的时候，头发就放在他办公桌中间的抽屉里，何某某别想有再出头的日子了。其实人与人之间那里有不共戴天的时候呀，三六九等各行其道，各自懂得自己的行动边界，是完全可以相安无事过下去的。但那个特殊年代不行。

后来见到那些小题大做无中生有的蠢事，心中十分蔑视。有权有势的人，只要不是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因为人与人之间总是在萍水相逢。

遵义地望土宜：杨粲墓

在离我家预制厂住房10来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比桃溪寺那座大得多的“皇坟”也是我们小时候大了一点的时候光顾过的地方。当时见到的坟墓有三种，一种是到处司空见惯了的苗罐坟，一种是汉族普通挂碑坟，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皇坟”了。

当年去到这座“皇坟”十分失望，连死人骨头都没有看到。前年与挚友又去了一次，已经辟成博物馆了，蔚为壮观。那里有遵义700多年的历史遗迹，也涉及到后来万历皇帝耗竭气数的明朝三大征，明朝灭亡与此不无干系。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了对比才懂得感恩。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来，中国人从外观到内心，真的已经发生了翻天府邸的变化。至于西风东渐还是东风压倒西风，有一点事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这个气球村中的人和事、国与国之间是在相互渗透、融合。就那话语体系来说，古代日本人用汉语地干活，近代有文化反哺，我们现在的双音名词和成为，都是从日本过来，日本有事从汉学、兰学和英美中来。同志、革命、形而上学现代哲学含义、共产党、共产党宣言、经济、干部等等，这些日语如果我们拒绝，又怎样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