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税务老前辈韩绍初

2026年2月18日，正月初二，一向正常健康的税务老前辈韩绍初早餐时感到不适，10：15离世，享年95岁。

韩绍初出身大户人家，武汉大学毕业就到财政部从事税收工作，经历了利改税，最早提出和推动借鉴实施增值税。

谈及韩绍初，我与1984年同期到财政部税务总局的刘佐兄都充满敬意和缅怀之情。

据财政部老干局讣告，特补充有关信息：韩老是湖北人，1931年出生；1951年从香港回内地，就读武汉大学税务专业；1953年至1987年在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作34年（特殊时期曾被短期调至北京某中学任教），曾先后担任工商税政处科长和研究处副处长、处长，1987年入党。1987 年后，他历任财政部财税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副司长级）、税政司副司长和司长，1994年退休。他还曾先后担任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改革开放后，韩老为我国的税收理论、政策和制度研究，工商税制改革特别是引进增值税制度和推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此，谨向韩老表示崇高的敬意、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缅怀！

韩绍初自述：

韩绍初：永远充满信心 永远激情满怀

韩绍初，1931年出生，1987年入党，退休前任财政部税政司司长

1931年，我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祖父韩惠安是民国时期湖北商会会长、武汉盐业首富。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日军逼近武汉，祖父坚决不为敌伪办事，隐姓埋名，迁到上海租界隐居。

我少年时期就与父母分开，跟随祖父生活。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随祖父居住在香港，就读于南华中学。青少年时期，国家处于战乱之中，我从小耳闻目睹了日本人侵华的种种罪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英国人在香港欺压中国人的丑恶行径。同时，我目睹了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变得生机勃勃，老百姓扬眉吐气，国威大振，这些新气象使我心潮澎湃，心向往之。

我想，决不随国民党去台湾，也决不受殖民统治。我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也最正确的抉择——返回内地上大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追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

1951年8月，我从香港回到了武汉。当时大学高考期已过，偶逢武汉大学补招税务专业的大学生，我应试考入了武大。自那时起，我就立下了以税为业、一辈子为党干好税务工作的志愿。

我从武大毕业后，因成绩名列前茅，又是共青团员，被组织选派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作。当年全国税务人才兵分三路，从西南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学院以及中南地区进入财政部税务总局，各路进京的税务专业人才和工作人员达200余人，财政部税务总局可谓兵强马壮，人才济济。我作为国家培养的第一批税务专业大学生，满怀着激情和信心投身于税收事业。

1975年我被调离财政部，分配到北京市五十七中学执教。工作岗位变了，我初心不改，没有怨天尤人，正确地对待工作调动，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执教3年多，我连续3年被评为先进教师，最后一年被评为区模范教师代表。

1978年，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重新获得了在税收领域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回到财政部税务总局，我不断充实专业知识，加倍努力工作。1979年，国务院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我被派往体改办，参与税改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提出了恢复原税制的主张，并为体改办草拟了恢复我国税制的报告。

改革开放势不可挡，我努力为社会主义阶段税收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寻找理论依据。1980年，我撰写了长文《试论社会主义税收的职能》，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1988年这篇论文被中国税务学会评选为“十年研究成果奖”。

我重回财政部税务总局后，时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刘志诚责成税政处研究改革工商税制，这项任务落在处长郭宏德、搞综合业务的王文鼎和我3人身上。我们一致认为，那时工商税最大的弊病在于重复征税。1979年，我偶然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有关国外正在逐渐施行增值税的翻译文章，这引起我极大关注，增值税或许是消除重复征税的良方！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之情难以表达。从1980年开始，我们陆续在中央报刊上发表有关增值税的研究性文章，受到了企业界的重视和支持，社会舆论对推行增值税消除重复征税的呼声逐渐增高。

1981年春夏之交，我接到上级通知赶赴上海拜访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吕培俭，向他介绍增值税解决重复征税问题的合理性。不久，在机器、机械两个行业，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三项产品中进行了以增值税方法对工商税进行改革的试点。1981年，财政部成立财税改革办公室，我被派往参与税制改革工作，其间，我参与了我国第一次税制改革的全过程，参与起草了我国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三个条例。

1984年中国税务学会成立后，我任学会副秘书长兼管学会秘书处。在此期间，我参与创办了我国税务科学理论研究刊物——《税务研究》及《税务研究》增刊，并担任两刊的总编辑。在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上，我当选为常务理事。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87年，组织接受了我的入党申请，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了青年时期的夙愿。不久，我调入财政部财税改革办公室担任副主任。那年夏天，我完成了《国外实行的增值税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和《国外实行增值税的情况及在我国全面实施增值税的建议》两篇文章，得到时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李朋的批示。1987年11月12日的《财政动态》将两篇文章缩写为《国外推行增值税的情况及特点》予以刊载，为我国1994年全国统一实行增值税进行宣传。

1994年，我退居二线，当时国家税制改革正在进行中，我人虽退休，但我深觉使命未了，应继续为税制改革尽些余力。我主动请缨，继续开展国际税收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我连续三届担任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务理事兼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我认真学习国际经验，尽我所学，尽其所能，洋为中用，推动税制建设。从1993年到2008年，我不断向职能部门提出税收改进意见和建议，例如将我国间接税改为商品税和消费税，将企业所得税制由原来扣除间接税再征企业所得税改为不扣除间接税、按利润征税的方式。

如今我已经退休在家，虽年已九旬，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仍不忘初心，继续自我立题研究我国税制改革，并提交有关部门参考。2017年，我荣获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2014～2017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