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风景》

太阳出来了

今天的太阳是新的

月亮出来了

今天的月亮是新的

星星出来了

今天的星星是新的

生命是天

真爱是地

命运的憧憬就是桥

上了桥

就是新天地

快到桥上去看风景

*                        *

与这个家园渐行渐远

       1971年9月，我上中学了，是到遵义七中去读初一的。

       在《馨馨家园1：引子》中我谈过，我把居住半年以上的地方都称作家园，六十二年来，共居住过中国和新加坡两个国家的遵义、正安、武汉、北京、上武吉知马、厦门、克拉玛依、海口八个城市的24个地点。从出生到上中学，居住过的地方先后是遵义丝织厂的二栋宿舍、马路槽、正安县丝织厂、遵义丝织厂预制场。那个时候父母在哪里那里就是家，要是这样算的话，在预制场就是从1964年住到1990年共26年，但是就我的行止而言，上了中学就与预制场这片旧的家园渐行渐远了，开始去看外面的风景；1975年中学毕业上山下乡就基本上可以算是离开了家，休养生息已经开始另立门户了。

1、找校读书

       1971年，我小学毕业。

       当时的遵义丝织厂子弟小学已经有九年级了，已经不能够再容纳更多的小学毕业生了，这就使我们的父母各显神通各找路子让孩子上学成为当务之急。

       当时我们通常会是去离家最近的遵义六中上学。但是我们不属于六中正常招生范围，大家都是靠门路才能够进去的。由于我的学习基础太差，心也比较野，人又是非常懵懂颟顸，到哪里去上学成了父母的一桩心事。但是听说六中还有个令大人担心的现象：丝织厂的娃儿常常和附近七冶（我总局同事李牧曾在那里工作九年，近些年才知道他曾经与我们挨得那么近）的娃儿打架，我们进入后可能会很快与之接轨，小时候的小打，大了就可能大打，有酿成大事儿的风险。所以，那一段时间父母是比较纠结的。

       正当这个时候，与我家同样处境的便是隔壁杜黔生家的父母了，就这样，双方家长一拍即合，干脆就到条件更差一些的遵义七中去上学，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即使上遵义七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通过丝织厂旁边的南关公社的武装部长邓从贵的路子才进去的，虽然叫遵义七中，实际上大家都叫农中，就是南关公社中学，还挨着遵义火车南站。就这样，丝织厂路子不太野的家庭，就有十来个孩子去七中上学了，除了我和杜黔生外，还有何万钧、李成义、张建黔、易华、箩兜（罗建贵）等。我和杜黔生后来又都转学到了当时遵义最好的中学-遵义四中，那都是仰仗杜黔生的妈妈李连荣嬢嬢的缘分去的，她就是遵义四中毕业生，也算是我们这两个下一代的校友。

我家左边隔壁杜黔生一家

我家一大家人

又过了一两年后照的相（居然还有这份闲心找张相片，难能可贵。可能那个时候在遵义公园有人招揽生意，价格也不太贵吧，后谢了），身上行头就走下坡路了

2、张国楠老师

　 　我在遵义七中只上过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所以对同学和老师的印象都不是太深，但离开了丝织厂子校后，一切都是新鲜的，新得那样真实。

    　班主任姓杨，是一位支气管炎很重的河南老头儿，学生都不太听他的，他好像每天都会发火，批评人好多话大家都听不太清楚，学生都泰然自若各行其事。

　　班长姓张，好像叫张玉平，也有很严重的支气管眼。我在以前的图文谈到过，遵义碱厂就在附近，经常早上放出来的氯气会淹没我们的视线，几乎每个人都会咳嗽，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污染和维权的概念。张班长的父亲是遵义忠庄砖瓦厂的领导，该厂是一间劳教工厂，轻刑犯人在那里从事生产劳动。班上同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南关公社和忠庄砖瓦厂，后者主要是服刑人员的孩子和砖瓦厂管理人员，我们丝织厂的在学校属于小众。那个年代很讲究家庭出生，骨子里真的讲究阶级感情，张班长对我很好，经常像个哥哥那样关照我，很快我真就把他当成兄长了。有一次他见到我跟一个眼睛大大的漂亮的杨姓女同学玩儿，班长就叫我别跟她一起，那些孩子好像有点怕他。后来班长私下告诉我说：”她是犯人的姑娘（女儿），还遭别的犯人日过（性侵），以后不要跟这种人耍（玩）。“这件事情对我震动很大，也十分惊讶会发到生这样的事情。但我对杨同学从来没有歧视过，还是跟她说话的，我都是凭直觉认为她并不坏，而且她还很漂亮。她好像很高看我们这些家庭成分没有问题的孩子，这使我感觉到少有过的被人尊重，因为我在上小学期间，多数情况下也是个调皮捣蛋学习成绩极差的孩子，也被一些大人说成是经常做坏事憨事的娃儿，但我知道自己的内心，所以就养成了对一些说法不以为然的习惯，包括张班长说的杨同学的那些事情，只要长得好看，我就会多看几眼。

       在遵义七中，最令我难忘的是教英语的张国楠老师了，是她在第一次上英语课的时候，叫我们读拼音，然后钦点我当上了英语课代表，那真是莫大的荣幸呀。对我来说，那算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官职了，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的拼音特别好，后来就贪玩经常逃学了，好像最多做过劳动委员之类的角色，当红小兵就是因为做好事成名，再加上家庭成份好。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确切地说，是对漂亮的老师有一种发自少年情怀的欣赏，使我愿意主动去学好她这一门课。偏科这个毛病一直伴随我到上大学，却在高考的时候为我挣了一些分数（英语考了50多分，当年按30%这算高考分数，那可要甩掉很多文科社会考生）。

       我们七中在遵义火车南站和罐头厂之间的铁路边，只有两排平房，一大排顺铁路的就是教学区，右后侧垂直于教学区的就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了。我这个英语课代表的任务就是收英语作业本送到张老师那里去，那里很香很温馨。张国楠老师是上海人，普通话也是上海式的，比我后来的同事贺连堂讲的上海普通话好听飘移多了，她说的“我叫张国楠”听上去是“我叫脏锅南”，她叫我的名字听上去叫“汪更生”，可能是她对我很亲切和气，虽然不属于那种娇艳的女人，却妩媚洋气，我就觉得漂亮，就是喜欢听她说话和讲课。听丝织厂的同学说，张老师原来在六中教书，因为作风问题被发配到了七中来的，说她是六中另一个上海人老师的码子（俚语女朋友），还经常去和那个男的吵架打架。我真的不敢相信同样一个人，别人一说，就成了另外一种形象了，我还是相信我看到的，张老师是个好人，是个漂亮的老师。在那个年代，如果我先入为主知道了那些事情的话，可能就不会干这个英语课代表了。那时的阶级斗争和生活作风可是两件天大的事情，这些都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拨乱反正过来的，以至于现在有些男女又有点整过头了。其实张国楠老师可能只是因为谈恋爱闹矛盾，本身就是青年男女交往的试错之举，学校的深度介入却加深了矛盾罢了。张国男老师，也算是我的人生道路上为我树立起信心的贵人。

3、铁路

　   第一次见到铁路，是在1968年妈妈带我去重庆，以前介绍过，那时人们的最大兴趣点就是毛主席像章，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还有一件东西，就是军帽，也叫国防帽，为此我们还动了不少的脑筋，最终给还是一无所获。那年头街上商店里也有卖黄色军帽的，但颜色和布料与国防帽大不一样，我们称之为“狗屎黄”。那次见到铁路只是觉得怪怪的，咋就两条铁轨呢？

       那次到重庆，夜晚在大渡口百花村山坡上，见到几个大人用望远镜观看重钢景观，喃喃自语，十分文雅，至今历历在目；二表哥建中带我去街上买冰棒，重庆叫冰糕，有牛奶冰棍、冰糖冰棍、豆沙冰棍，还有一种冰棍，二表哥告诉我说叫“竹子冰糕”，而在遵义，只有糖水冰棍和牛奶冰棍两种。这些都使我想到一个东西：铁路。铁路很长，能够把人带到外面想都I想象不到的地方去。去年在重庆搞主题教育时，我还记得51年前在重庆二表哥说的“竹子冰糕”的事情，我问二表哥还有那种冰棍没有，他很愕然，想了半天，他说：橘子冰糕。

       铁路在我的心中既现实又神奇，现实是我家门前就有，就是1969年电厂修铁路桥铺铁路，在架桥完工的时候，我们观看架桥机撤走，眼睁睁看到在关山坡下面的公路旁，整台架桥机翻塌了，那真是惊人一幕。有人说全国只有三台，怎么就有一台在我们这里翻了呢？后来从铁路开来一台很大的蒸汽吊车，又冒汽儿有响笛的，就是吊不上来架桥机损坏的部件。神奇就是它把我们的生活与南宫山的火车紧密联系起来了；还有就是我们用铁钉放在铁轨上，火车一压，就成了一把小关刀。

       就在我们上七中的时候，马路槽那边的隧道也打通了，火车路也通了，我们是走着这条神奇的铁道去上学的，有时候还学《铁道游击队》趴在铁规上听听是不是有火车来。

       后来传出一件大事来，就是火车南站找到丝织厂来了，说有人在火车铁轨上搬放大石头搞破坏，查一查是不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许多人说是我干的，我真的想不起来有这样的事情，只是上学的时候，曾在通往电厂的那条家门前的铁轨上放过铺路的小石子，好像也不敢在南站那边的铁路主干道上面去放东西。

       我家门前的铁路桥，是专门修来给电厂拉煤的，现在电厂搬迁了，铁路桥还在

       当年几度高考，常常在这座铁路桥上温书

4、外贸局搭伙

　     我们丝织厂的这一帮同学，大多数人是在铁路对面的外贸局的食堂搭伙，其实那只是外贸局的一个仓库什么的，没有几个人吃饭。

     　做饭的是一对老年夫妇，由于他们做的饭菜很不可口，而且脾气还不好，穿的也脏兮兮的，我们背地就叫他们“粪老妈、粪老头“。有几个有点关系的后来就在罐头厂去搭伙了，那时候我们是羡慕嫉妒恨的。

5、与七冶的孩子打架

　    　总局财务司的李牧在离我家两公里的南门关七冶工作过9年，这是前几年他才告诉我的。但我们小时候与七冶的孩子打架的事情，与他挨不上边。

       　如上述六中七冶和丝织厂的娃儿打架，也跟国家间的事情类似，是区域性格局等地缘政治发生变化后的后果。遵义六中属于七冶的势力范围，能够与其构成挑战的就是人多势众的丝织厂了。特别是六中内部这两帮人旗鼓相当，他们之间，为一些细微的事情就会大打出手，但更多的是漂亮的女孩子被对方耍了，也就是说说话，严重的就是勾引和调戏人家，有时候就会打群架。

     　我们这批读七中的孩子属于年龄较小的，也没有团结到攻守同盟的地步。上下学会经过靠近南门关七冶和六中那一段道路，经常受到七冶的孩子骚扰。他们在其他地方打输了，就会来找我们算账，就在我们必经的路段等着。后来还是通过我们丝织厂的”零蛋“出面才摆平了这些事情。如以前的图文说过，”零蛋“也以不爱学习著称，经常考零分交白卷，大家就只知道他这个外号了，真名倒是不知道了。他既是我小学同学也是七中同学张建黔的大哥，是远近闻名的狠角色，经常见血见肉，谁都不敢惹他们。他们从不欺负我们较小的孩子，只是敢跟老师和学校对着干，我们那时觉得他们是人物，还佩服他们的胆量。打架这一类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小事一桩，说摆平就摆平，七冶的小孩子可能也有点畏惧他们。不怕见红看来是震住人心的最厉害一招，当年的上海洋场初来乍到的杜月笙，就敢把刀直接戳进自己的大腿，当时就吓趴了赌馆的人，后来还赢得民国名伶孟小冬的芳心。

       时至今日，在半个世纪前遵义七中的那幅风景画上，现实中如今风景不再，丝织厂的伙伴们常常还能够联系上，但杨老师、张班长、y同学以及张国楠老师，人不知何处？今安在？别来无恙？却还清晰地在我心里，交织成浓稠的少年情怀和对生命的怜悯。

       我们所说的遵义七中，原来的那些地名，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那些同学和老师，有的人也开始远行，他们仅仅属于我们。　

　　我们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我门，明月装饰了我的窗子，我装饰了楼上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