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们一直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早在东汉，日本遣使入洛阳，求皇帝赐名，愿作汉臣藩，汉光武帝赐予“汉委奴国王金印”以示嘉许。自此，中国与日本开始广泛的文化交流，并在隋唐时期达到顶峰，在直到清朝末年之前的近两千年里，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始终没有中断，然而要明确的是这个长达两千年的交流过程一直是单向的，是传统文化从中国源源不断的流出，日本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接受者和输入地。

直到清朝末年，这一单向输送的局面被打破。尤其是在甲午海战失败后，残败不堪的晚清王朝风雨飘摇，大量的“和制汉语”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涌入中国。直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源于日本的“日源词”，已经多到除非我们刻意识别，否则普通人不太容易搞清楚——这是我们的祖先就在使用的传统话语，还是“日语借词”？

一、什么是“和制汉语”

所谓的“和制汉语”，通常也被称作日制汉语，日语借词，日源词，和来语等等，是指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用的新词。由于前面说过，近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始终是单向的，古代中国的词汇体系不接纳，实际也不需要日本的特有词语。

但是自日本自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全方位积极拥抱西方文化，推行所谓的“脱亚入欧”的路线，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开始大量接触并翻译西方的典籍和著作。但对于大量从未出现在“大中华文化圈”里的西方词汇，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变体汉文进行解决。所谓变体汉文本质就是用中国的汉字创造新的词汇，以承接和满足西方语义翻译的需要（如电话、名词、细胞、元素等），而这种新词及其所附带的内涵，进入现代汉语被统称为和制汉语。与之相对的是“华制汉语”，则是清末知识分子自主接触西方文化，自主或与外国人合作进行翻译，所形成的本土汉语之外的新的派生词语（如严复翻译的物竞天择、逻辑、进化、乌托邦等）。

不得不说，在数量上“华制汉语”至今仍在使用的数量远远少于“和制汉语”的使用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了解这一问题后，会惊讶于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会有这么多的“日源词”，甚至有人夸张的认为“在今天离开日源词，我们已经无法完整表达”。如果探寻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人认为最直接而简单的原因在于“严复（们）输了”，但我们却又无法责怪严复，即使他输了，他也没有做错什么。

二、严复为什么输了？

如果要问严复是谁？出使日本的晚清大臣也曾这么问过。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晚清五大臣出使日本，时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接待使团并问及了他留学英国时的同学——严复现况如何，结果五大臣却并不知道其为何人，经旁人提醒才知是翻译《天演论》的译者。伊藤博文见此情景说道：“英国留学时，他是高才生，爱国热忱不在我下，同时回国，今我为首相，他却只是个翻译。”

当然，上面这段剧情完全是杜撰，实际上这是一个在民国时期就流行的故事段子，无论从年龄、经历等各个方面，此两人都绝不可能是同学。然而，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晚清王朝对于像严复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忽视和冷落，确实恰当无比的了。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至今被奉为我国翻译领域的圭皋。当日本人在对西方世界进行积极引入和翻译的时候，以严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同样没有松懈。严复作为“华制汉语”的积极提倡者和践行者，始终在顽强地努力着，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期冀通过倡导“华制汉语”来抵抗日制汉语对我们本土文化的侵扰。

实际上不只是严复，在当时的晚清，像张之洞、章太炎、林纾等一大批社会名望，均对日制汉语的大量涌入表现出强烈批评和抵抗，尤其是关于张之洞对于和制汉语的抵制，流传下来的很多故事，让人看到了这个位高权重的朝廷忠臣执拗到显得可爱的另一面。

至于严复在这场中国与日本的翻译竞赛中为什么会输，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例如，在最常见的“economics”一词翻译中，在严复之前已经有日本人译的“经济学和“理财学”两个名称，也有梁启超翻译的“平准学”一词，但严复均不满意。认为这三个翻译远没有做到“信”的标准，他认为“经济”在中国古文中是指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含义，显然“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其济世抱负的色彩更重，与英语中的意思差距极远。而对于“理财”和“平准”，严复则认为这是对英语原意的严重窄化，也不可取。与此同时，严复结合古籍中古人对于“国计”、“家计”、“计相”、“计诸”、“会计”等词的意义和用法，认为英语原词与“计学”最为贴切。遂采用“计学”作为翻译。这也就是很多人说他“太务渊雅”的原因。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从翻译的角度而言，严复的翻译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但严复的困境也正在于此：他的翻译既力图要将外语的内涵与外延在传统典籍中找到一个最为严丝合缝的对应词，而且还要使这个选用的词通俗、常用、易于理解，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相较之下，日本人通过变体汉文的方式进行翻译，则完美避开了这些问题。既然是变体，那就不会苛责古文原意的对应，也就是说严复做的是在古籍里找到一一对应的词，而日本的翻译方法是照着外文的葫芦画一个中文里的葫芦，这显然是更取巧的方式。但也不得不说，这样的翻译就只是翻译，很难从翻译的词中，找到严复译词中“中外贯通”的境界。

2、严复的翻译不可能凭一人之力胜过日本明治维新的举国体制。

在清末，虽然除了严复之外，还存在诸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翻译机构，但是与日本由上至下拥抱西方、甚至提议脱亚入欧的社会性运动而言，中国的翻译活动注定难以与日本的翻译量相提并论，而且像严复之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选择了一条注定更难走的翻译路径，因此，在整个清朝末年，华制汉语难以与和制汉语相提并论。最简单的证据便在于当时中国在翻译领域已经形成了日本翻译系统的生态，从上游到下游，日式翻译的词汇已经开始形成约定俗成的规则，形成对比的是严复的翻译却很难走出书斋，被社会所接触，这样的反差下，严复的译法已经没有不败的可能。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有人指严复喜欢用单字，语义不如复合词丰富。如群学-社会学，心学-心理学；并且严复有很多音译，如拓都（total）、么匿（unit）、涅伏（nerve）等，以及当时社会“文白之争”的时代背景，很多人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所有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严复的“华制汉语”根本无力对抗日本的和制汉语。

华制汉语的失败固然是因为严复们的失败，但恐怕没有一中国人会忍心责怪严复这些翻译家们，甚至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翻译本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失败实在是败给了那个时代，时代不仅埋没了他们的才华，也埋没了他们的努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前面关于严复与日本首相的故事，据说是出自刘半农之手，同学事假但严复喜欢大烟事真。不仅如此，严复虽精通英语但却是著名的保皇派，他与袁世凯却私交极好，也曾支持张勋，而且还曾是大清国歌的作词人。此外，严复与台湾关系密切，他是“汪辜会谈”中辜振甫的岳父，严的儿子还曾做过李敖的老师，据说李敖还非常喜欢这个老师。

三、关于和制汉语的一些错误说法

对于和制汉语的分类，是一个容易产生误解并时常引起争论的话题，笔者也确实没有能力可以对这个话题进行全面的论述，仅就所了解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一些误解的原因在于，和制汉语的数量确实不少，但同时又没有那么多。很多人往往仅凭道听途说，可能会在无意中将和制汉语的范围扩大，例如下面这些就是明显的扩大化：

第一部分是由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在中国翻译的词汇在传入日本，又再传回的中国的这部分。

18世纪中期随着晚晴西学东渐的兴起，尤其是1840年中英战争后，中国与欧洲人的接触开始增多，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由中国人翻译或者与欧洲人合作翻译的华制汉语（当时的日本尚处于明治维新之前，尚未开始规模翻译），但在当时的中国而这些新词组在社会上流通范围极窄，并不为世人所知，后来这些译本很多被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带回日本翻刻出版后再回流中国，从而被误认为属于和制汉语。例如：曾经的日本外务省柳原前光出资购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十数种译本并带回日本，用来翻译当时的教科书，此后参考编成的日本书籍《地学浅释》被重新翻译回中国，其中时代、地球、重力、消化、深海、石质、沉积、火山灰、地质、斜度、流动等就属于此类，但经常被误作和制汉语。

第二部分则是在中国的典籍中本就存在，在日本人翻译的过程中被摘取取来用以对应所需翻译的词，有些与原意基本一致，有些差差距较大。例如：时常被错认的如宗旨、封建、警察、契约、科学等，这些词汇均可以在中国典籍中找到对应，且语义差别并不大。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真正的和制汉语，是完全由日本人根据翻译需要，创造出来的全新的词组。如电话、商业、情报等，这些才属于真正的和制汉语。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警醒，和制汉字的出现是中国曾经的巨大衰落的一个典型证据。持续两千年的中日交流，中国一直是输出者和被模仿者的地位，和制汉字的出现说明这种地位的颠覆，其变动不可谓不大。同时我们也不应当以为是无所谓的态度，用“正常的文化交流”的观点来稀释这种从输出国被迫转变成模仿者的反差。

今天的中国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口号。我们确实有自信的理由，因为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足够灿烂的历史传统文化，这是无可比拟的财富，所以面对“和制汉字”这一警醒我们曾经落后的证据，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否则就是“孙卖爷田不心疼”。

第二篇文章：《“共产主义”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孟话历史

2020-03-25 04:39

林坚林间正道

“共产主义”一词原意为“公有”“公共”。“共产主义”汉字最初在日文中出现。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中国共产党”名称的是蔡和森。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有两大使命的是李达。

“共产主义”的原初含义

“共产主义”一词源于古代拉丁文communis，意为“公有”、“公共”。

19世纪30年代法国工人秘密团体开始把“共产主义”用作他们要努力争取的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实现的理想社会的目标。19世纪20、30年代，在法国、英国开始流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术语。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

按《德华大辞典》解释，德文Kommue有“公有公用”、“公社”的意思，如“原始公社”、“巴黎公社”。在《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德文是Kommunismus。

起初“社会主义”主要在有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流传，“共产主义”更多的在工人当中盛行。

“共产主义”汉字最初在日文中出现

19世纪70年代之后，西风东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等词都是日本人采用繁体汉字译为日文。日本学者加藤弘之于1870年在《真政大意》中用日文片假名音译西方“社会主义”一词，西周于1871年在《百学连环》中意译为“会社之说”，福地源一郎于1878年6月《东京每日新闻》上第一次用汉字意译为“社会主义”。

有关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译词研究，日本前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员宫岛达夫有一篇重要文章《〈共产党宣言〉的译词》[18]，他比较了各个日文版本后，对译词的演变过程做了详尽的分析。他说：通过比较《共产党宣言》的日文译本可以看出近代日语的变化。出于这一目的，他在论文的附录里按时代顺序列出了120多条译词的演变情况以便对照。比如，就“共产党”“共产主义”之概念，日文最先是在1870年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里出现音译的コムミュニスメ，后经过“共同党”（1878）、“贫富平均党”（1879）、“通有党”（1879）、“共产论”（1881），在1881年植木枝盛的文章（《爱国新志》第三十四号）里出现“共产党”一词，随后在1882年城多虎雄《论欧洲社会党》（载《朝野新闻》）里同时出现“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字样。

石谷斋藏在1891年出版的《社会党琐闻》一书里，介绍了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文献，其中对《共产党宣言》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893年，深井英五在《现时的社会主义》一文里介绍过《共产党宣言》。1898年10月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幸德秋水与其同志共同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分别在1901年和1903年发表了《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文章。1904年11月13日，日本《平民新闻》周刊第53号，为纪念该报创刊一周年，发表了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从1888年赛·穆尔从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译出的英文版翻译为日文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未译）。1906年3月，堺利彦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再次刊登《共产党宣言》全译文（补译了早先略去未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仅在文字上对1904年版作了部分改译。1907年即出版了该书日文单行本。日本人把英文Communism译为“共产主义”。他们当时把“共产”的“产”解释为“财产”的“产”。后来，共产党按这个意思，把一切财产都收归公有。而这并非communis的本义。

“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其中有：“夫蜂之为群也，‘为近世以均富言治者之极则也’；‘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可见，严复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平均财富、平均分配”的学说。

康有为把近世的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看成是一种贫富之争，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均产之说”。

1901年1月，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第二期译载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一书中的《社会党镇压及其社会政策》一文，文中提到“共产党”一词，有人猜测“共产党”的概念大概由兹沿用。

1903年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称《共产党宣言》（译作《共产主义宣言》）“为一大雄篇”，并摘引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话：“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与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就现有资料来看，这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段中译文。

1905年11月，《民报》登载“蛰伸”（即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

1906年6月，《民报》第5号登载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译文为：“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这一译文比赵必振所译更为准确。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最早的两个译本都是根据日译本翻译过来。1907年，署名蜀魂的留日学生即把该书译为中文在东京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908年1月，留日学生刘师培创办的《天义》报第15期发表民鸣从日文翻译的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写的序言，加有编者按：“《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同年2—5月该报第16—19期合刊号上发表民鸣译《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题为《绅士与平民》（今译资产者与无产者）。刘师培写了序，云：“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惟彼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同年，《天义》报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1911年12月，江亢虎在《社会》杂志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指出：“共产主义乃社会主义之中坚，盖社会主义固直接缘经济之不平等而发生者也······均产主义、集产主义，其方法不如共产之善，故虽以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祧之宗可也。”“共产主义之作用，必须根本上改革现在之经济制度，而举个人私有者悉变为社会公有者。”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开始出现部分中译文。如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舍（即成舍我）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最后几段，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和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斗争，要求各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李大钊于5、1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同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刊出李泽彰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年底北大学生罗章龙从德文译的《共产党宣言》节本曾经有油印本流传。

1920年1月，陈独秀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带到上海，当他得知一位青年陈望道正在依据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进行翻译时，就托人把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陈望道参考。1920年8月，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从日文本并且参照英文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两个月之内就印刷两次，迅即售缺。随后多处翻印，重印过20多次，广为流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张申府，介绍了上海的建党工作情况，并与他们商量党组织究竟采用什么名称为好。李大钊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已改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准备改称为共产党。”并征求了共产国际代表魏伦斯基的意见，认为还是叫共产党好。

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中国共产党”名称的是蔡和森。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1920年9月16日写信给毛泽东，阐述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性，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有两大使命的是李达。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李达在《短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

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到资本家的国家。”

作者：林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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