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税务总局的回忆（陈小杭）

2020-06-21 04:59

1、初入总局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我作为复转军人回到北京，进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作。

那时的北京正如姜文的电影描述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结束后人们从里到外透着精神气儿，天是蓝的，水是清的，街上行人的脚步都是轻盈的，人们的脸色随着油水的滋润开始漾的红扑扑的。

那时税务总局还是财政部内设一个司局，局长刘志诚，一个不苟言笑的学者型领导，秃顶驼背，架一副瓶底厚的眼镜，嘶哑的口音，乍一看就是一陕西的账房先生。时间长了才感受到刘局长是位非常和蔼可亲，令人起敬的老者。

局内总共就六个处室：办公室，工商税处，地方税处，利润监交处（后来的所得税处），涉外税处，计会处。后来陆续又成立了科研处，海石局，征管处等等。全局70来个人，一个处一个房间，一至两部电话，5位局领导一个套间，里间是刘志诚、柳云峰、赵昭，外间是林荣生、牛立成。

现在看很寒酸，这办公条件在当年已是很气派了，北京三里河一带，汇集了数个中央部委，是梁思成大师设计的著名办公区，南临长安街，西傍钓鱼台国宾馆和玉渊潭公园，几里地外就能看到的绿色琉璃瓦大屋檐，透着王者气派。

我被分配到计会处，我的师傅，当年的副处长后来的总局副局长王平武，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问我会打算盘吗？不会。顺手递给我一把油光锃亮的大算盘，去背小九九练算盘吧。噼里啪啦一周后，加减乘除样样上手，于是“自学成才”，开始了我的税务生涯。

我一个小年轻新来乍到，什么都新鲜，很多同事都是父辈大年纪，整个部里年轻人奇缺。不少干部刚从五七干校或全国各地陆续返京，去各处时经常能见到陌生面孔，一大把年纪，生生地坐在那办公，熟人就会悄悄地告诉我，这是刚刚平反的右派，那是当年被错打的反革命。听的我后脊梁嗖嗖的冒冷风。但时间一长，大家相处很融洽，一个局人不多，所以很快都熟悉了。

部里最神秘的人当然是王丙乾部长，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总带着微笑。因为家离部里很近，所以总是步行上下班，后面总跟着一位又矮又瘦的小伙子，后来才知道，因为王部长是国务委员，所以专门配了便衣警卫，身上有枪，功夫了得。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一切从头开始，全国税收收入也就500多亿，税务干部20万左右。时兴的口号是“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大家每天辛勤而满足地忙碌着。

六个处室其他五个处都是静悄悄的，唯有工商税处天天和集贸市场似的吵的不行。两部电话难得清闲，都是请示工作，要求解答问题的，有时同事之间商讨问题像吵架，溜过去一看，一屋子脸红脖子粗的，唯有了郭宏德老处长气定神闲在看文件，旁若无人，那功夫像老僧坐禅。

有位新来的年轻人（陈杰）后来曾说，当年在电子工业部当副部长的江泽民和在国家经委当副主任的朱镕基都曾亲自打电话请求减免税，都被我熊了一顿。大家笑曰：你连总书记和总理都训过。真牛！

荣幸能与作者并排站着

2、一件糗事

我本人曾办过一件糗事，那是1980年底总局召开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因为办公室缺人手，组织工作就交给了计会处田处长，田处长就带上我这个年轻人，还有利润监交处的老刘，就这3个人筹办了全国会议。

田处长抓总，老刘负责给各地局长代表号房子和经费管理，我负责车辆等杂务。会议请了姚依林副总理莅会讲话，领导要求录音，以便整理成文稿，此事交给我并从部里借来一台4喇叭收录机，当年这还是很稀罕的物件，我也没用过，就自己鼓捣着会用卡带录音了。开会那天，我把录音机和连接的话筒全部布置妥当，会后把录音带交办公室整理文字。

第二天，办公室同志急急忙忙找到我，说录音带什么也没录上，我一听脑袋就大了。急忙检查，果然如此，就是不知原因。最后请教有关同志才了解，因录音机附带的话筒长期不用，受潮失灵了。好在办公室的同志最后通过对笔记，完成了文稿，否则罪过大了。

局里的年轻人少，是稀罕物，老同志遇见总感叹道:好年轻啊！上年岁的女同志总爱加上一句：有对象吗？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因为年轻人少，税务总局团支部就没几个团员，所以我们这些年轻党员就经常参加团组织活动。团支部也是阴胜阳衰，支部书记是工商税处的王安妮，一个神气泼辣的东北女孩，组织委员是涉外处的汤燕婷，一个高挑丰腴的大美女，因为要经常接待外宾，所以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部里有几个小伙儿很想攀缘。有一次王安妮搭着海石局海云（也是个大美女）的肩膀，乜斜着眼睛问我，你有多高？我说1.72米，她嘲笑道，咱们局的男孩都是歪瓜裂枣半残废，当然张志勇除外。说的我哑口无言。

当年总局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篮球队，有佘家金、李三江、郑琦、曹聪、顾小波等人，后来还有女将韩春，常和部里各司及外单位比赛。部机关党委一位处长是北京某部队团级转业干部，经常当裁判吹比赛，有一次他主动联系了老部队篮球队和总局篮球队打一场比赛，我们总局不少人就随球队去部队看比赛也是助威。部队球队一帮小伙儿，身高体壮，统一队服，很专业。再看总局球队高矮胖瘦不一，着装各异，很业余。可一打起来，锣鼓相当，我们并不落下风，可时间一长问题出现了，部队球员身体好横冲直撞，总局是打的学生球讲求技术，于是场上肢体冲突不断，三江打前锋被屡屡犯规，终于忍不住冲任裁判的机关党委处长爆粗口，当着全场老部队战友的面被小毛头骂，太丢面子了，那位处长当场就罢裁了，只能换人执裁，好歹算把球赛打完了。第二天刘凤菊处长把三江好顿批，原来那位处长回来后就找有关领导告状哭诉，今后篮球比赛有税务总局的李三江上场他就罢裁。没办法，后来局里规定，今后凡有三江参赛，场外必须有一位工商税处的老同志（如张忠诚、孟祥符、崔凤华等）在场压阵，因为我们其他人谁也压不住。

男女单身汉们老家大多在外地，都住集体宿舍，当时也没电视看，业余生活贫乏，所以经常的“集体活动”是在单位食堂吃完晚饭后大家聚在某个办公室侃大山，然后作鸟兽散。找对象只能各自为战，胡金木在家乡有对象。李三江第一次出差去攀枝花，找了个当地税务局的对象。周围的人都反对，三江一气之下要调去四川省税务局工作，大家才作罢。孙瑞标去新疆塔城参加讲师团找了个对象，后来他说准备结婚，要带准新娘回老家相亲，我们就趴在办公室的中国地图上查，阿标要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与女方回合，再飞回北京，从北京飞广州，从广州乘火车回梅州老家，然后还要原路返回。大家倒吸一口凉气，就是从中国的西北角往返中国的东南角，仅这路费可不得了，那时大家的月工资才几十块钱。找个对象太不易了。以上三位要成家都有个对象进京的户口问题，这可把人事处长刘凤菊愁坏了，反对无效就要想办法搞指标。当年正是文革后国家平反落实政策的高峰，许多下干校的老同志家属都要回来，北京户口相当紧张。刘处长只能求助局领导，据说牛立成局长找到财政部人事司，又通过国家人事部的相关领导，总算把户口指标都办成了。

那时财政部办公楼用房已很紧张，总局除在财政部大楼办公用房外，1982年成立的海洋石油税务局租借西苑饭店办公，当年在星级宾馆办公，每个标间都有盥洗室热水澡随便洗，在大众只能在公共大澡堂洗澡的年代是很奢侈的，给我们羡慕坏了。再有就是后来成立的征管处，租借三里河浴池办公，办公室在三层，楼下就是公共浴池。我们原来都是在财政部院里大澡堂洗澡，自从有了征管处后，大家就常去蹭澡，因为用征管处同志的办公室钥匙牌就可免费洗澡。征管处的段志修同志每天笑呵呵的迎来送往，俨然成了总局二澡堂的服务员。多年后大家聊起这个话题说，在三里河澡堂洗过澡的都是总局的离休老干部。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1984年总局要从年轻人中晋升三位科长（因为文革以来干部晋升基本冻结了，所以很难得），引起大家高度关注。最后公布了三个人：张志勇（海石局）、李三江（工商税处）和杨遂周（征管处）。结果征管处的年轻人不干了，以王京、顾小波和程大群为首的处里同志去局长室上访，反应征管处长于志政处事不公，告杨遂周人品不好。结果也没用，三人照常任命。现在看，顾小波他们的政治眼光还是很利害的。

从左向右数，前排：张亚倩、王安妮、朱敬、俞书春、尹雁、林雅倩；

　　　　　　后排：张志勇、任荣发、杨遂周、不知道、曹聪、赵杰、杨元伟、孙瑞标、顾小波

八十年代中期，税务总局搬离财政部，随着机构的升格和事业的发展，总局机关人丁不断兴旺。青葱岁月留下的美好记忆也定格在那幢灰色的大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