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之辈3

       1980年遵义文化小学高考文科补习班，除了班主任忠于职守、老师传授知识技能、学生认真听讲，共同度过了一段辛苦、敬业和拼搏的时光，还有一些人和事情值得一提，那也是我们那段时间补习班生活的一部分。

热闹非凡的刘广荫

       刘广荫，我们叫小广，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补习班里面年龄数一数二大的，1954年生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家人在遵义火柴厂，后来才到了遵义丝织厂的，那也是五十年代末的事情了。

补习班时的刘广荫

       遵义丝织厂马路槽的家属房子一共有六栋，我们同住第2栋，他家在面向大马路一面，我家住背面的牛车路下面，白世明家住第5栋背面靠左那两三家之一。我家是1964年从马路槽搬到预制场临河内排第二家的，门牌号是No.136号，第一家就是杜黔生家了。刘广荫在马路槽一直住到1983年结婚后搬到桃溪路口。

       刘广荫的父亲是1909年生，山东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4年第14期，暴脾气，曾经是历史反革命，在遵义磷肥厂劳教过几年，因祸得福，躲过了很多政治劫难，没怎么吃苦头；刘母是湖南醴陵人。刘父1997年以88岁高龄走完人生，临行前给每个孩子一本由他自己写黄埔同学刻印的诗集，里面写的都是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诗歌，并教会了孩子们当年黄埔校训：“抬头、挺胸、收腹、瞪眼、迈大步！”感觉不是想像的那么豪迈。刘广荫家有六姐弟，他排行第五，大姐今年89岁了。

       我们是非常喜欢刘广荫的，比我们大四五岁，叫他“小广”也很自在。关键还在于经常下课走路回家途中他常常与魏卫争论的面红耳赤，有时候还翻脸，我们真的就是幸灾乐祸，好在非大祸。若干年来，几乎每次和魏卫见面，都会调侃一番，这已经成了惯例。每当他们同时出场，好像就是狗见羊，总是有戏。

后排左起：封志刚、魏卫、王更生、刘广荫

前排左起：王文平、陈晓杰、席玉黔、肖红

       小广是与魏卫一同考进遵义师专的，不同班，同班也会很热闹。毕业后就分到遵义宾馆附近的贵州省税校任教。

       后来听说他练上书法了，还招徒授课，我还慕名到他家的工作时见识了一下，还算气派。

       近来小广健硕声亮，每天练毛笔字一二百，举哑铃66，腹轮健20，乃至背诵美文诗歌度日。

       晚年如此过法，甚好。

下课回家之路

       我们补习班每天都是晚上21:00下课，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是走路回家，有魏卫、刘广荫、冉刚、杜黔生和我。

       那个时候虽然遵义市都修了柏油马路，但到了南门关上坡开始，路也就不是太平了。我记得南门关这边的柏油路是1967年左右开始修的，以前都是碎石子马路，车过常常蹦一些碎石飞溅，在修柏油路喷洒泥清的时候，我还亲眼见到一辆拉砖的卡车翻到干龙洞悬崖下面去了，冒了一股红色烟雾，是红砖翻塌出来的，司机没多大事儿，一瘸一拐走到方家烟酒糖店来了。那一次是妈妈带我上街，正在方家对面的酱醋店买了一小碗醋要我喝，一分钱一碗，说是帮助消化。那年头本来就缺吃的，再帮助一下消化就更容易饿了。那个时候，干龙洞那间临悬崖的电动磨面房还没有修起来。

       就是这样的路况，每天晚上从丁字口出来的坳上就有拉粪的牛车来往，巨大的方形木箱，里面窾坎镗嗒，像苏东坡《石钟山记》里描绘水拍石缝的声音，也就是粪拍木箱的声音，一路滴洒，留下一道光亮。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咸湿，处臭不臭。有一辆拉粪的牛车，就是在方家过来进入叉路口，再经过我家原来住的马路槽家属房子门外再七八个台阶上面的牛车路到前方的南关公社蔬菜队的大粪坑去的。这就是我们每天补习班下课后回家的路。

遵义步行街前生，路面比南门关好多了

补习班的一次不大的恶性事件

       有天上课间休息时，有人找班长，我先出来，看见是我们丝织厂的“大头儿”，他比我小两岁，小学跟我大妹智丽是同学，我叫了他一下，他居然厉声戾气地冲我吼道：“王登喜！走开！不关你的事！”那个年代我们小娃儿当面叫父亲的名字是很不恭敬的，甚至就是骂人。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魏卫就出来问是哪个，说时迟那时快，一瓶董酒就砸在班长的嘴上，当时就开一口，鲜血直流，我们都惊呆了。

       “大头儿”砸完人就跑了，等我们都反应过来，有人喊道“有人大班长了！”随即二十几个人追了出去。班长说：“老子晓得，是王晨光的弟儿王晓光！跟我走，到他家去收拾他！就在中医院里面”大家一路七八分钟就来到了遵义中医院后面的家属院，见“大头儿”的大哥从窗户探出头来叫“魏卫，有事好好说！”大家不听吩咐，砖头石块一阵上，两下就砸坏了窗户，动静非常大……不一会儿，“大头儿”的妈妈许莲英跑出来了，一眼就认出我来，连忙说：“更生，快点帮助劝劝呀，要打死人的！那个遭刀的，看我不收拾他！”大人出面后，僵持了一会儿，我们有人提出赔偿医药费和营养费，达成了要求：住中医院，每天王家送鸡汤，直到恢复，总算平息了事端。后来，我们补习班每天派人轮流到中医院去观察情况，倒也平静。“大头儿”的大哥是魏卫的同学，可能言语之中认为受气了，无形中让“大头儿”听到，想到了此招。用一瓶酒伤人，瓶碎酒洒，防止破伤风，不会出人命大事儿。许莲英原来是丝织厂职工医院的医生，就在我预制场家旁边，他的父亲叫王玉洵，丝织厂党委副书记，讲的是一口山东话。

       事后魏卫对班上这么多人帮不上忙十分生气：陈晓杰说，要是追到他，打他个半死，还叫大家看看他脸上的大刀疤，说真的打起来是不怕事儿的，魏卫还是不屑一顾；我说当时人都懵了，他说没球得用；小广说当时见了那种阵仗，周身发麻，魏卫就更加气愤地嘲笑了一番……

我的母亲参加了欢送王玉洵、许莲英调贵阳的留影

       几十年后，魏卫再次与“大头儿”如此近距离遭遇，是在“大头儿”陪同一个大领导进行小范围的见面调研会上，听取一下各界精英对经济金融等工作的意见。那个时候“大头儿”已经是贵州省常委王晓光副省长了。在会议开始前，魏卫主动开口：“王晓光，我都认不到了？装啷个蒜？”王晓光马上反应过来，急忙说：“哎哟对不起，魏哥。”会议中间，王晓光有事情先离开，专门走到魏卫跟前打了个招呼，三言两语，冰释前嫌。厉害的人过招，一闪念一瞬间，短短几句交锋，其锋度，也不亚于当年文化小学的亲密接触，不同的是，世事经年，各自都有了人生历练。

       魏卫后来谈及过去的事情，觉得王晓光还可以。

       王晓光在为政上还是没有把握得住，十九大就下来了，殃及家人，十分令人唏嘘。说到过去的那些事情，王晓光，“大头儿”，他毕竟是我们遵义丝织厂出去的坝坝娃儿。

大学之道14：信息叠加倍增效应

       前一段便写一篇图文，涉及到补习班报名费问题，在比较当时40元是个什么概念时，沿引了贵州塑料厂工友龚鉴蓉记录的工资收入数据。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了这样一个情况：一些极其简单的事情或者数据，单独来看，价值和意义都不大，但是当叠加起来说明一桩事情的时候，作用就会大很多，起码要比原来的两三个数据或事情简单相加要大许多，我将其理解为信息叠加效应，参见《大学之道9：文科班1/书光靓影/普遍观》。

       在大数据背景下，全息储存、传递和处理已经逐步成为现实，那些真实的不起眼的数据资料，可能会像一只墨西哥湾的蝴蝶，翅膀轻轻煽动，就意味着千里之外的一场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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